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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婴幼儿发展与健康管理新专业的设立，就是为了满足社会对托育服务日益迫切的需求。”山东女子学院教育学院婴幼儿发展与健康管理教研室主任姬彦红介绍，调研发现，许多年轻父母面临“生得起、养不易”的现实困境。尤其在产假结束后至孩子3岁前的阶段，双职工家庭普遍存在婴幼儿照料难题：家中老人未必能提供帮助，而若一方选择辞职专职带娃，则往往会对家庭经济与个人职业发展造成较大影响。

安保是李在明此次访美的另一大议题。虽然白宫强调贸易与安全事务的会谈内容要分离，但会谈中仍有可能涉及防卫费用的分摊等议题，特朗普和李在明的讨论氛围也会间接影响到贸易协议的最终落实。

　　当时，温女士已在西安找到了新工作，权衡之下选择放弃维权。“我也尝试过其他渠道，一个多月都在投诉和等回复中度过，仲裁的周期可能更漫长，为这几百元钱不值得。”

　　萨义德穆罗德佐达表示，在中国担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期间，上合组织获得积极发展。即将召开的天津峰会让我们看到中国所做出的努力，这些努力旨在弘扬“上海精神”，赢得了各方高度赞赏。明年将迎来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有必要让国际社会了解上合组织的历史、成就和发展前景，以及上合组织框架内的合作给民众带来的好处。《新时代的上合故事》一书中，不同国家从事上合合作的人们分享他们的故事和思想，旨在加强人民之间的了解，共同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天津市环湖医院党委书记葛乐介绍，脑机接口技术极大地拓宽了神经医学的边界，具有显著的临床价值。天津市环湖医院与天津大学脑机海河实验室合作，在脑卒中运动康复、癫痫精准诊疗、神经调控与认知功能康复、儿童脑瘫精准治疗等领域，已经服务数百位患者，取得了多项突破性研究成果，联合建立的全国首个脑机接口综合临床试验病区也将于今年10月正式开放。

　　三是明确入罪标准。《解释》在入罪方面继续采用综合性认定标准，服务我国反洗钱工作大局。此前2015年的《解释》设置“三千元到一万元以上”的明确数额标准。这次的《解释》规定即使行为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数额未达到原解释“三千元至一万元”的数额标准，但存在上游犯罪性质恶劣、犯罪所得财物的性质特殊、掩饰、隐瞒犯罪所得行为的危害性突出等情节，依法应当认定为犯罪的，坚决定罪处罚。但要破除“唯数额论”，避免机械司法。以涉银行卡的帮助行为为例，具有链条化、多层级的特点，位于犯罪链条底端的“卡农”(仅以本人银行卡提供帮助)实施的掩饰、隐瞒犯罪所得行为与传统的掩饰、隐瞒犯罪所得行为明显不同，“卡农”与上游犯罪关联松散、对经手资金的规模和去向无法控制，在犯罪过程中起次要、辅助作用，要注意限定刑事打击面，不能仅因数额较大而一律入罪。

　　2015年的《解释》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情节严重”的数额标准确定为十万元，这与当时的司法实践情况是相符的。此次《解释》综合考虑立法修改精神和司法实践具体情况以及与洗钱解释的协调等因素，对于上游犯罪为盗窃、诈骗、抢夺等定罪量刑数额标准相对较低的普通侵财犯罪，对应的下游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升档量刑数额标准为五十万元；对于上游犯罪为非法采矿罪、职务侵占罪等定罪量刑数额标准相对较高的犯罪，对应的下游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升档量刑数额标准为五百万元。解决司法实践中部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上下游的量刑不协调甚至倒挂的突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