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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车上，发现物品遗失后，旅客可以及时向列车工作人员寻求帮助，如果此时旅客已下车，可通过12306求助，当列车工作人员找到遗失品后，会同铁路乘警共同进行查验，并第一时间与旅客联系。

　　李新良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十四次、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十五届中央委员会委员，第九届、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他1988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93年晋升为中将军衔，1998年晋升为上将军衔。

　　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中心秘书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陈波表示，《新时代的上合故事》收录了上合组织国家在科技、民生、卫生、教育、体育、文旅等各个领域开展互利合作18个生动的小故事。这些故事诠释了“上海精神”的时代价值，为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理念增添了鲜活温暖的注脚。衷心希望本书能为促进上合大家庭民心相通作出贡献，吸引更多人士参与到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中来，让世界感受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动实践。

　　在北京西南方向京昆高速上的一个服务区，记者看到这里专门为电动车开辟了一个超级充电站。在这些快充车位上，只需要半个小时就可以把电池的电量充到80%。在这边还有两个超充车位。如果是比较新款的电动车，它的电池和充电协议适配，可以做到充1秒钟就能跑1公里，充上10分钟就能跑五六百公里，也就是您下车以后买瓶水、上个卫生间、再活动活动腿脚的时间。

　　或许是一直以来的积累终于为他带来了质的变化，这样钻研了一年多后，刘老师终于迎来了属于他的转机。2019年底，他在快手上发布了一条介绍水龙头的视频，“没想到第二天打开快手一看，有了将近100万播放量，粉丝量更是直接涨了好几万，当时激动地不行”。

　　三是明确入罪标准。《解释》在入罪方面继续采用综合性认定标准，服务我国反洗钱工作大局。此前2015年的《解释》设置“三千元到一万元以上”的明确数额标准。这次的《解释》规定即使行为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数额未达到原解释“三千元至一万元”的数额标准，但存在上游犯罪性质恶劣、犯罪所得财物的性质特殊、掩饰、隐瞒犯罪所得行为的危害性突出等情节，依法应当认定为犯罪的，坚决定罪处罚。但要破除“唯数额论”，避免机械司法。以涉银行卡的帮助行为为例，具有链条化、多层级的特点，位于犯罪链条底端的“卡农”(仅以本人银行卡提供帮助)实施的掩饰、隐瞒犯罪所得行为与传统的掩饰、隐瞒犯罪所得行为明显不同，“卡农”与上游犯罪关联松散、对经手资金的规模和去向无法控制，在犯罪过程中起次要、辅助作用，要注意限定刑事打击面，不能仅因数额较大而一律入罪。

　　流失海外敦煌文物的数量至今在世界范围内尚无精确统计。首先，就藏经洞出土文献而言，法国、英国、俄罗斯收藏较为集中，日本、美国、韩国则较为分散。特别是日本，分别收藏在龙谷大学图书馆、京都国立博物馆、书道博物馆等18家博物馆或图书馆中，且收藏过程也颇为复杂曲折。如“杏雨书屋”所藏敦煌文献，是清朝官员李盛铎旧藏。1936年李盛铎之子李滂将其父所藏敦煌文献卖给日本人羽田亨，此后这些文物便一直下落不明。直到2009至2013年，日本武田科学振兴财团杏雨书屋出版了《敦煌秘笈》，这批敦煌文献的收藏真相才大白于天下。原来，羽田亨收藏敦煌文献的资金来自大阪制药商武田长兵卫的资助。1945年夏受第二次世界大战影响，这批藏品被疏散到大阪武田制药工厂保存，随后又转到兵库县乡间仓库，即武田的“杏雨书屋”。1977年，武田长兵卫把原“杏雨书屋”的收藏，全部交给武田科学振兴财团管理。之后，在各国学者的奔走之下，“杏雨书屋”所藏敦煌文献最终公布，敦煌藏经洞出土文献流落他乡的宝藏终于面世。《文物》以此为例，不仅介绍了敦煌文献流失海外后收藏的复杂性，而且还介绍了《敦煌秘笈》的重要学术价值，使读者得以了解统计流失海外敦煌文物的难度。其次，各收藏国对敦煌文献的整理编目标准不一。有的国家按号编目，且在同一个大号下面又设若干小号；有的国家则按件编目。此外，敦煌文献除汉文文献外，还有其他民族语言的文献，对这类文献的编目也不尽相同，这也影响了统计的准确性。最后，流失海外的敦煌文物，并非仅有藏经洞文物，还有从敦煌其他地方所得文物。过去一些研究对此重视程度有所欠缺。缘此，《文物》特别对流失海外的其他文物（如绢画、纸画、版画、纺织品等）作了详细介绍，从而对传统敦煌学研究中偏重追寻藏经洞文物的局限有所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