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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盛夏时节，合肥包公园的莲池碧波荡漾，朵朵莲花肆意绽放。每年暑期，这片包公桑梓地的文化地标：都会迎来一批批特殊的访客，华裔青少年与台胞青年等穿梭其间，在莲香中倾听那些跨越千年的包公故事。

　　走进霄南村史馆，一本泛黄的《源氏大宗族谱》印记着鲜卑南迁史。突击队师生以霄南村源贺雕像、源氏祖训为创作灵感，设计独特的文创印章。“这款印章在方寸之间，连通古今，体现了鲜卑文化的传承。”陈少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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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元时代的文献有一个很重要特征就是包含多语种文献。它的核心文献主要有蒙古语文献、汉语文献和波斯语文献，后两者占绝大部分，其中汉语文献所占比重又最大。《蒙古秘史》由蒙古草原史家所撰就，《元史》与《史集》则由蒙古帝国东、西部两大继承王朝（或后续王朝）的明王朝和伊利汗朝的史官们所编纂，这是基础性的三种史料文献。它们各有自身史学编纂传统，汉文史学的编纂传统既不同于草原史家传统，也不同于穆斯林世界史家的传统。多语种文献所记载的历史信息更为丰富，不同语种文献之间也可以比勘互证。不同语言、文化背景下所生成的史料文献，矛盾、歧义之处很多，史学研究者应将互异的史料放置在自洽的逻辑系统中加以合理地阐释并建立新的历史叙述。

成吉思汗完成游牧世界的整合之后，看起来提出统一中国的长远战略是顺理成章的，您认为，是什么样的主客观因素导致他没有提出这一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