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称,航空公司监控定价的做法与Uber的策略如出一辙:Uber既会根据司机的行为调整劳动报酬,也会根据乘客的支付意愿调整车费,从而把钱从司机和乘客手里转移到股东手里。今年6月,《卫报》报道了哥伦比亚商学院的一项研究,指出Uber的“动态定价”系统导致司机收入下降,而公司利润却大幅上升。该研究发现,Uber的“算法定价歧视”提高了乘客费用,并系统性地降低了司机收入。
作为新员工,小夏在第1个月拿到了约3500元工资,业绩倒数。法院考虑其较低的“涉案金额”,属于“从犯”,最终判决“缓刑”。
清代所有商人都在同一个没有成文商法、税制紊乱、银铜并行的帝国环境中经营,但不同的商人对这套“体制”的依赖程度截然不同——有人靠它、有人避它、也有人玩转它。由此出现了三种典型路径:第一种,深度捆绑型。关文斌笔下的天津长芦盐商对国家政策高度依赖,其商业模式与“盐引”特许经营制度密切挂钩,导致其虽富却不自由。在国家财政压力增大时,盐商首当其冲被征榨,堪称典型的“制度型利益群体”。第二种,边缘游离型。曾小萍(Madeleine Zelin)笔下的四川自贡盐商与包筠雅(Cynthia Brokaw)笔下福建四堡的民间印书业者,展现出完全不同的图景。他们往往在国家视线之外发展,不纳税、无监管、灵活自主,其市场行为更多依赖于自组织规则与熟人网络。这种“去国家化”的商业生态,使他们在国家干预加强(如厘金税实施)之前,能长时间享受市场自由。令人感慨的是,自贡盐商在18-19世纪上半叶几乎不与官府打交道,既无税也无监管,反而实现了技术与市场的双重突破。第三种,套利服务型。梅爱莲(Andrea McElderry)笔下的上海钱庄,把混乱的银两成色差异和长途运现难题变成商机,靠兑换、汇兑业务致富;清廷对货币主权的放任反而成就了他们。
曼妙的飞天、慈悲的千手观音、悠然反弹琵琶的伎乐天……莫高窟735个洞窟精美绝伦,享誉世界。澳大利亚博主艾米把游敦煌列在人生清单里,来了就感叹:“莫高窟里的各种艺术作品跨越了千年的时光,由不同时代的人谱写,最棒的是可以亲眼见证随着朝代更迭不断变迁的艺术风格。”
这个夏天,调研组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外国游客不再只是扎堆北京、上海、西安、成都等大都市,而是“另辟蹊径”,深入中国的自然保护区、国家公园和美丽乡村。金准认为:“从‘走马观花’到‘深度体验’,外国游客‘中国游’的旅游模式实现了升级。”
检方指控三人均存在收受好处的情形,2016年至2019年,卢雅琴收院长周玲以拜节等给予的2万元。2014年至2019年,李湘蓉收周玲7200元。2019年至2019年,王润生收周玲、李建红以拜节的名义给予的3700元及价值500元的黄色芙蓉王香烟。
早上唤醒老人起床,帮助如厕、穿衣、吃早餐,白天陪伴参加活动,帮助老人进行百步走和口腔操等餐前激活运动,晚上休息前再帮老人洗漱……这是很多养老服务师的一天。作为老年人与医护人员之间的桥梁,他们扮演着陪伴者、观察者和即时响应者的角色,服务涵盖生活照料、体征观察、心理陪伴、活动组织等多方面。养老服务师不仅要掌握基础护理知识与综合评估能力,还要掌握医疗、康复、心理、营养等多个领域的知识,学习贴身照顾、病情观察、心理情绪疏导、沟通技巧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