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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历史叙述有两层含义需要揭示,一是它遮蔽了其他几任大汗在其中所起的历史作用,二是掩盖了历史进程中作为历史行动者的成吉思汗和忽必烈所面对的困境、挫折乃至彷徨。我在书中对窝阔台灭金历史功绩以及忽必烈犹豫于攻宋的问题所作反思,就是试图从中揭示出更丰富的历史信息。这并非要否定成吉思汗和忽必烈的地位和作用,而是希望能更全面地看待历史。

  18岁的胡一啸来自安徽合肥市庐江县,这是近期发生的又一起因轻信“高薪兼职”被诱骗至境外诈骗园区的案件,也再次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

另一方面文献倾向性叙述立场又与蒙元时代现实政治的变化有密切关系。有两方面特别值得留意:一是蒙古帝国的汗位由窝阔台系转移至拖雷系,窝阔台时代的史事及其后裔的历史,就需要批判性地理解和思考;二是蒙古帝国分裂崩解之后,不同地域出现的史料必定带有其自身特色,由此会出现叙述上的差别。国内外蒙古史学界已意识到这种具有倾向性的叙述立场所造成的问题。如傅礼初(Joseph Fletcher)就说,大部分文献出自波斯和汉地定居社会历史学家之手,他们普遍浸淫着正统观念,会强调拖雷系的正统地位。因此,当引入汉文文献或波斯文文献讨论时均应作反思性的理解。

  然而,每当周末,陈政婷会带着轻松的小说读物,溜达到北京亮马河畔的“春风习习”特色书店。“巨大的落地窗外是河景与绿荫,点杯咖啡,读累了就发发呆,是另一种‘充电’。”她说,她会伴着心境变化,选择不同的读书场所。

我们对蒙元统一中国的历史进程,往往会有一种大棋认识:自成吉思汗时代以来,蒙古就有征伐世界的雄心,且有次第灭夏、金、大理、南宋而并一天下的宏图。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温海清教授长期从事元史研究,他在新出版的《混一戎华:元朝统一中国的历史进程》一书中,深入考察蒙元统一中国历史进程中诸多关键历史事件的具体情境,对传统历史叙事进行反思与研究。他认为,蒙古的世界征伐并非出于成吉思汗的规划,实由其子孙逐步推进而来,最终藉由编史者依当政者的思想、观念以及现实政治需要,加以叙事处理。在接受《上海书评》的专访时,他指出,在元史研究中应特别注意文献的倾向性叙述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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