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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8年，黄祖炎被调到渤海军区负责政治部工作。1951年，时任山东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的黄祖炎，在出席军区某会议时遭反革命分子枪击，不幸牺牲，年仅43岁。

关于转换观察视角解析历史的问题，我在书中讲述成吉思汗灭夏的议题上曾尝试思考过。我们不能仅从南方汉地的视角来理解西夏与中原汉地之间的关系，同时也要从蒙古高原的立场来思考他们是怎么看待西夏的。前者因为文献有所记载而易被知晓和理解，后者则因文献记载有限而不为人们所留意。

　　广西桂学研究会会长、广西社科院原院长吕余生表示，六祖文化在东盟国家非常受欢迎，以六祖文化为桥梁，加强与东盟国家的交流交往，能增进彼此的相互了解，是中国与东盟加强民间外交的一种有益尝试。

　　有业内人士表示，这种将专业知识与漫画形式相结合的表达方式，降低了读者的认知门槛，让知识“可视化”，契合当下碎片化阅读趋势，重塑着不少年轻读者的知识获取方式。

忽必烈之所以犹疑攻宋，是因其所面对的南宋是一个巨型的农耕定居社会，它拥有不可轻忽的实力。尽管史料记载有限，但仍可以发现，当日谏止伐宋者，不乏其人。郝经在灭宋问题上即持反对态度。1256年，郝经应忽必烈之诏去往开平，“进七道议七千余言”，认为“宋不足图”。1260年，蒙古内部情势不稳之际，忽必烈派遣郝经出使南宋议和。

成吉思汗于蒙古高原以外地区的进征，无论是攻西夏还是金，抑或是西征，很大程度上仍停留在抄掠层面，这与他作为第一代游牧统治者的身份相合。至于西征结束之后，成吉思汗再度南下攻西夏、金时是否就已有统一中国的目的？事实恐怕并非如此。我在书中对于汉文文献记载成吉思汗留下灭金“遗言”的问题进行辨析，提出些许不同的意见。成吉思汗最后一次南下目标是西夏，灭金是窝阔台的志业与武功。在灭金问题上，元时代有意遮蔽窝阔台而拔高成吉思汗甚至突显拖雷，循着这一思路就可以比较好地理解为何要将灭金战略放在成吉思汗“遗言”中加以彰显了。

另一方面，蒙古人又常以征服世界的“天命观”自居，这种“天命观”只是一种抽象观念的表达。萧启庆先生曾指出，游牧人群向外征伐有一种王权神授的观念，以“天”为最高主宰。匈奴王阿提拉曾宣扬受上帝之命为世界之王，西突厥可汗室点密曾向拜占庭使者表达突厥人要征服世界，蒙古人更是声称受“长生天（腾格里）”之命要征服和统治世界，贵由汗印玺上刻着“天上之上帝，地上之贵由汗，上帝之力量，一切人类之皇帝之玺”。当然也有学者指出，蒙古人与汉人在天命观问题上也有共同之处。不过，蒙古人对于负有“天命”是要求臣服者履行实在的义务以确保其要求能得到实现，而汉人的“天命”则多体现在象征意义层面。蒙古要求臣服者履行投诚义务，而对于不臣服者则意味着毁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