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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台前还是幕后，安雯都希望展现更多面的自己，她也借助新书《坦荡地活》鼓励读者，不要给人生设置枷锁，就像她在书中最后一页所写的那样：“所有生命的终点都一样，为何不让自己的生命活得更独特、活得更与众不同、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那样，你才是最精彩的自己。”

温海清：我们通常是以长城南北的视角来观察和理解游牧人群与农耕定居世界的关系，但应注意的是，若立足游牧人群自身的视角，以阿尔泰山为界作东西方向上的观察，就会比较容易理解窝阔台的这种“战略意图”。

这类历史叙述有两层含义需要揭示，一是它遮蔽了其他几任大汗在其中所起的历史作用，二是掩盖了历史进程中作为历史行动者的成吉思汗和忽必烈所面对的困境、挫折乃至彷徨。我在书中对窝阔台灭金历史功绩以及忽必烈犹豫于攻宋的问题所作反思，就是试图从中揭示出更丰富的历史信息。这并非要否定成吉思汗和忽必烈的地位和作用，而是希望能更全面地看待历史。

　　在驻马店市上蔡县的韩寨镇，当地正在进行第四轮全面补水，不少农户采用了“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田间铺设的黑色滴灌带如同“输养管道”，将水分与养分精准输送到玉米根部。

另一方面，蒙古人又常以征服世界的“天命观”自居，这种“天命观”只是一种抽象观念的表达。萧启庆先生曾指出，游牧人群向外征伐有一种王权神授的观念，以“天”为最高主宰。匈奴王阿提拉曾宣扬受上帝之命为世界之王，西突厥可汗室点密曾向拜占庭使者表达突厥人要征服世界，蒙古人更是声称受“长生天（腾格里）”之命要征服和统治世界，贵由汗印玺上刻着“天上之上帝，地上之贵由汗，上帝之力量，一切人类之皇帝之玺”。当然也有学者指出，蒙古人与汉人在天命观问题上也有共同之处。不过，蒙古人对于负有“天命”是要求臣服者履行实在的义务以确保其要求能得到实现，而汉人的“天命”则多体现在象征意义层面。蒙古要求臣服者履行投诚义务，而对于不臣服者则意味着毁灭。

另一方面文献倾向性叙述立场又与蒙元时代现实政治的变化有密切关系。有两方面特别值得留意：一是蒙古帝国的汗位由窝阔台系转移至拖雷系，窝阔台时代的史事及其后裔的历史，就需要批判性地理解和思考；二是蒙古帝国分裂崩解之后，不同地域出现的史料必定带有其自身特色，由此会出现叙述上的差别。国内外蒙古史学界已意识到这种具有倾向性的叙述立场所造成的问题。如傅礼初（Joseph Fletcher）就说，大部分文献出自波斯和汉地定居社会历史学家之手，他们普遍浸淫着正统观念，会强调拖雷系的正统地位。因此，当引入汉文文献或波斯文文献讨论时均应作反思性的理解。

　　去年以来，中国对多个国家单方面免签。截至目前，中方已经对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西班牙、瑞士、爱尔兰、匈牙利、奥地利、比利时、卢森堡等国施行单方面免签；还与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格鲁吉亚等国互免了签证。此前的6月13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在惠灵顿总督府同新西兰总理拉克森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将把新西兰纳入单方面免签国家范围，希望新方为中国公民赴新提供更多便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