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申请人某开发公司通过打包竞价方式取得浙江省某市某园区A、B两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随后与原某市国土资源局(现某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合同中分别明确约定了A、B地块的出让面积、坐落位置、出让总价款、建设项目开竣工时间、规划条件等内容，同时载明逾期竣工的违约责任：每延期一日，需按土地使用权出让价款总额的1‰支付违约金。在合同履行过程中，被申请人原某市国土资源局认定申请人已按约完成A地块住宅项目建设，但因申请人自身原因，B地块商业综合体项目未能按期竣工。据此，被申请人于2024年4月18日作出《缴纳违约金决定书》，认定申请人需对A、B两地块承担689天的竣工超期违约责任，应按土地使用权出让价款总额(含A、B地块)缴纳违约金99973.9万元。申请人对该决定书不服，遂向某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请求撤销该缴纳违约金决定。
具体来看，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四川盆地中东部和南部、贵州西北部、云南北部、重庆西部和北部、陕西南部、湖北西北部、河南西南部以及西藏东南部、广西南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四川盆地东北部、重庆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浙江是中国民营经济的重要发源地、民营经济强省。近年来，该省深入实施“浙商青蓝接力工程”，一套涵盖政治引领、支持服务、组织动员与教育培养的系统化培育体系加速构建，为年轻一代民营经济人士铺设了一条“政治上有方向、经营上有本事、责任上有担当、文化上有内涵”的高素质成长新路径。
陈政高于1970年担任辽宁省海城县革委会政工组办事员；1978年任大连海运学院团委书记；1982年任辽宁省大连团市委常委、学校部部长；1985年任辽宁省大连市长海县副县长；1988年任辽宁省大连市西岗区委常委、副区长（主持工作）；1993年任辽宁省大连市副市长；1997年任辽宁省省长助理；1998年任辽宁省副省长；2003年任辽宁省沈阳市委副书记、市长；2008年任辽宁省委副书记、省长。
打好秋粮生产保卫战，首在“防”字，以科学防控筑牢丰收防线。近年来，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夏季高温干旱、台风暴雨交替出现，给秋粮生长带来不确定性；水稻“两迁”害虫、玉米大斑病、大豆根腐病等病虫害也存在多发风险，防控形势严峻。各地须坚持“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理念，将防灾减灾关口前移。一方面，强化监测预警“千里眼”作用，依托气象监测站、病虫害测报点，结合卫星遥感、无人机巡查等技术手段，实时跟踪墒情、苗情、虫情变化，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和防控指南，让农户“早知晓、早准备、早应对”。另一方面，推广绿色防控“组合拳”，在东北玉米主产区，推广赤眼蜂防治玉米螟等生物防治技术；在南方水稻产区，应用性诱剂、杀虫灯等物理防治手段，减少化学农药使用，既守护秋粮生产安全，也呵护生态环境。同时，提前储备防汛抗旱物资，检修灌溉设备，确保在干旱时能“引水润田”，在洪涝时可“排水防涝”，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
依法依规对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履行进行监督管理，是政府加强土地宏观调控的法定手段，是规范土地市场行为、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必然要求。行政复议机构应认真贯彻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保障民营经济组织依法平等使用土地等各类生产要素，坚决杜绝损害民营企业合法权益的行为发生。该案中，行政复议机构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认定《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履行的监督管理应以宗地为单位，并指出被申请人认定申请人承担违约责任显失公平及违约金数额的计算明显不当，通过纠正被申请人“整体出让等于整体责任”的认识误区，推动其自行纠正不当履约监管行为，为民营企业避免经济损失近十亿元，切实保护了企业依法平等使用土地等生产要素的权益，为民营企业营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
2024年7月11日，罗庄区检察院依法向罗庄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8月8日，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罗庄区检察院邀请区残联、民政等部门代表观摩庭审。在诉讼期间，区住建局制定了整改方案并完成施工。检察机关协同残联组织专家评估后确认，案涉问题已全部整改到位。鉴于区住建局依法履行职责而使诉讼请求全部实现，但前期违法行为持续时间较长，罗庄区检察院依法变更诉讼请求，由法院判决确认行政行为违法。8月23日，法院判决确认区住建局怠于履行监督管理职责的行为违法。
吉林省某市人民政府为落实上级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城市之间沟通融合、对毗邻城市之间客运班线实施公交化改造的要求，召开专题会议并形成会议纪要，明确由相关部门推进某客运公司改制工作。为此，某市人民政府与某客运集团公司签订协议，约定为实行两城线路城际公交化，由某客运集团公司收购某客运公司的整体资产并承担债务。协议签订后，某客运集团公司成立某公交公司及某市分公司，某公交公司进行了降票价、更换车辆等公交化改造工作并实际运营。2018年，某交通运输局为落实前述会议纪要，牵头推进两市之间城际公交化改造工作，就线路开通问题征求意见，毗邻城市的市人民政府同意开通线路，但某市人民政府拒绝开通。在此后协议履行中，某市人民政府以某公交公司需取得公交道路运输经营许可作为开通线路的条件。2019年，某公交公司某市分公司向该市交通运输管理所申请城市公共汽(电)车道路运输经营许可，未获许可。某客运集团公司遂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判令某市人民政府履行协议约定义务并承担因迟延履行造成的损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