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在不断强化税收征管的同时，应该同步适度推进税制改革，适度降低名义税率，让企业实际税负维持在一个合理水平，同时国家财政收入也并不会由此减少，进而实现良性循环。
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不久，日本还没有占领济南，我父亲和王献廷（后任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沈林甫这些地方上有影响的人物开会，商量该怎么办，大家做出三个决定：成立“民族解放促进委员会”，发动群众抗日，绝对不当亡国奴；把家产和武器都拿出来，成立抗日武装；即使以后日寇占领了临沂、徐州，也绝对不逃跑，要打游击跟日本人拼到底。
李洋说，小敏自己很清楚，跟他说“我知道在14到16周岁，只要不触犯‘八大罪’，你们抓我当天就得放。”有一次李洋在抓获她的时候，告诉她这个罪就叫抢劫，已经触犯“八大罪”之一了，小敏说这叫寻衅滋事，在学校门口劫取少量财物，不叫抢劫。“后来我才发现实际上这些长期犯错的青少年，他们开始懂法了，开始钻法律的漏洞。”
看到杨家、沈家都遭了难，我们留在家里的也怕日本人来报复，都躲到离家好几里地的一个大坑里，晚上长工偷偷来给送饭，我们在里面趴了接近半个月，直到鬼子结束扫荡才敢出来。一天晚上，姑父杨权带着武工队，突然出现在家里，他们奉上级命令护送我们去滨海根据地，并且让立即出发，当时我的侄女彦勤出生没有几天，堂弟军民和济民也很小，二爷爷、二奶奶年事已高，真是老的老、小的小。
探索之下，成效明显，但矛盾依然存在。穿过葱郁校园走向这些瑰宝时，公众常要面对重重“关卡”。如在一些名校，每日不足千人的预约名额需连闯“身份核验+人脸识别+提前抢号”三重门，这被罗志敏形容为“通关测试”。“更多高校则因安全与管理压力趋于保守，仅在节假日象征性开放场馆。”
“一个博物馆就是一所大学校。”曹宏建议，高校应聚焦学术性与教育性，深入挖掘馆藏资源的各类价值，提高博物馆展示和教育的理论水平，夯实文化资源活化利用的学术根基。同时，根据博物馆实际情况，突出自身特色，走高精尖发展路线，打造精品展示和特色博物馆教育项目。特别是应整合博物馆资源与学术研究成果，构建智能化知识平台，为学术研究和公众提供个性化服务，发挥好理论成果转化、新技术研发和应用示范作用。
毒品来源方面，厄瓜多尔、巴拿马、多米尼加、哥伦比亚等拉美国家成为“重灾区”。另一方面，2024年从西非国家塞拉利昂发往比利时的毒品数量大增，显示贩毒团伙试图在西非国家开辟新的通道。
经济制度的中国特色，体现在发展目标的价值取向上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习近平经济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人民至上为根本立场，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为人民谋幸福的着力点，强调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体现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内在要求。而诞生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土壤的西方经济学，无论是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还是新自由主义的“产权明晰”理论，都服务于维护私有制绝对主导的制度逻辑，其理念渗透着“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难以解决发展中的公平问题，导致许多西方国家陷入“贫富分化”的困境。反观我国经济发展实践，从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并同时强调先富带后富、帮后富的实践路径到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体系，从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到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从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到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我国始终将正确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作为制度完善的重要方向，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打破了西方经济学“效率与公平不可兼得”的断言，让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共同富裕不断取得新成效，成为我国经济制度价值优势的集中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