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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8月2日电 (记者 陈杭 吕少威)中国电子学会理事长徐晓兰2日在2025世界机器人大会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国人形机器人在运动性、灵巧性等方面实现重大突破，整体水平处于全球第一方阵。

　　北京早高峰地铁10号线上，上班族朱微熟练地戴上耳机，点开“微信读书”APP里的《三体》有声书。“眼睛可以休息，耳朵不闲着。”她告诉记者，“通勤一小时，两周就能听完一本大部头。”对她而言，有声书是高效利用碎片时间的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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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游牧民对于农业或城镇社会的了解有限，他们的政治理想并不是直接统治农耕世界。但随着征服的深入，尤其是在经历对中亚地区的征战之后，蒙古人对于农耕定居世界的认识开始发生改变，对他们影响最深的是中亚突厥人群。突厥人群在中亚已积累起与沙漠绿洲农耕区居民打交道的经验，虽然绿洲农业的规模和水平远不及中原汉地，相较于草原游牧人与中原巨型农耕社会之间的交往模式也不太一样，但蒙古人应是从突厥人那里获得了经验。蒙古时代最早就是在中亚地区设置了达鲁花赤（对应突厥语词basqaq），这标志着蒙古人对征服诸地实施统治正式开启。尽管如此，窝阔台时代蒙古人在面对巨型农业社会和超大规模人口时，仍显得有些生硬，“悉空其人以为牧地”的惯性思维依然存在。

蒙元时代的文献有一个很重要特征就是包含多语种文献。它的核心文献主要有蒙古语文献、汉语文献和波斯语文献，后两者占绝大部分，其中汉语文献所占比重又最大。《蒙古秘史》由蒙古草原史家所撰就，《元史》与《史集》则由蒙古帝国东、西部两大继承王朝（或后续王朝）的明王朝和伊利汗朝的史官们所编纂，这是基础性的三种史料文献。它们各有自身史学编纂传统，汉文史学的编纂传统既不同于草原史家传统，也不同于穆斯林世界史家的传统。多语种文献所记载的历史信息更为丰富，不同语种文献之间也可以比勘互证。不同语言、文化背景下所生成的史料文献，矛盾、歧义之处很多，史学研究者应将互异的史料放置在自洽的逻辑系统中加以合理地阐释并建立新的历史叙述。

　　在“村超”赛事重启数天前，贵州“村超”酒店等几个酒店就几乎订满，全县酒店客房7月26日开赛当天的预定率就已经接近90%。目前榕江恢复营业的酒店达99%。

　　榕江是全国最后一批脱贫县，工业基础薄弱，但有着丰富的自然旅游资源。发展全域旅游、打造文旅品牌，是榕江重要的发展方向。“村超”火爆出圈后，吸引了很多人关注榕江，灾后“村超”的重启将拉动榕江文旅产业重新恢复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