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9月18日,蒋介石从南京出发,乘坐永绥号炮舰前往南昌督师“剿共”,至9月19日才抵达南昌。9月19日中,笔者目前仅见蒋介石于当天戌时(晚上七时至九时)给张学良发去一电,要求张学良对外辟谣,九一八事变并非起于我军破坏“南满铁路”。由此,大致可以推知,无论是蒋介石9月19日抵达南昌的时间,还是得知九一八事变的时间,应当都不会太早,尽管南京方面早在9月19日上午即已得知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了。得知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在日记中记下“内乱不止,叛逆毫无悔祸之心,国民亦无爱国之心,社会无组织,政府不健全,如此民族,以理论决无存在于今日世界之道”,可以看出他对于时局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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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时身在北平的张学良,9月19日的卯时(上午五时至七时)即收到了辽宁省政府主席臧式毅与张学良的参谋长荣臻有关九一八事变的消息,并于当天上午接受了媒体的采访。然而,就蒋介石在9月19日给张学良的致电来看,蒋介石在发电以前尚只是通过上海方面的来电得知九一八事变发生的消息,尽管张学良在此前至少已给蒋介石发来两电告知。也许是因为蒋介石抵达南昌后,各方发来的电文太多,蒋介石尚未来得及一一批阅;也许是因为各种原因,蒋介石此时尚未收到张学良发来的电文。值得注意的是,张学良在这一天的致电与受访中,均强调对于日军的侵略,东北军采取“不抵抗主义”。
“十四五”以来,中央企业资产总额从不到70万亿元增长到超过90万亿元,利润总额从1.9万亿元增长到2.6万亿元,营业收入利润率从6.2%提升到6.7%,全员劳动生产率每人每年从59.4万元增长到81.7万元……
此时蒋介石需要面对的尚不止于此,1931年的长江洪灾,14.5万人因此死亡,在9月18日坐船离开南京时,蒋介石即看到“下关街中水深三尺”,而“甚为忧虑”。此时,国力高出中国许多倍的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南京国民政府在事实上采取“不抵抗政策”,并寄希望于诉诸国联等外交手段便不足为怪了。整体上,即如台湾学者黄自进所说:“九一八事变事出突然,事前国民政府及东北当局皆无预警。不过,在面对东北危局,以避战为首务却是蒋介石与张学良的共识。是以,无论关东军如何挑衅,东北军皆低调回应,不得将争端扩大,是蒋介石与张学良的共同对外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