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刚讲五四时期风气变了，白话文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他们还在守着咬文嚼字的半文半白文字，年轻人要看吗？他们还总摆精英的谱，总是要教育人，“爹味”十足。所以他们办了《学衡》杂志，没有人要看，两百本都卖不出去，可谓一败涂地。
今天的媒体空间已经是一个各种各样的人争夺话语权的博弈场所，而传统知识分子屡战屡败。每年B站有百大UP主授奖庆典，我很感叹，除了罗翔，除了刘擎，其他98位几乎都名不见经传，有兽医、气象预报员、监狱的看守，五花八门你能想到的，都能成为百大UP主。我想找找我的位置在哪里——千名、万名之外。当然他们也提供知识，这些知识是我们在教科书里、在传统媒体上得不到的。通过他们我们窥见非常丰富的生活，我们知道了世界这么大，可以通过他们看一看，不必自己去看。包括“忽左忽右”这样的播客，也成了我们获取知识的窗口。
泽连斯基则指出，最新袭击表明俄罗斯“对言辞毫不在意”，并强调唯一应对之道就是制裁。“我们期待美国、欧洲以及整个世界的实际行动，”他说。
在店内寄存宠物骨灰盒的区域，王英豪还从宠物主人摆放的物品上看到了更有趣的一面。起初，不大的格子间内，宠物主人只会摆放宠物骨灰盒和照片。后来，王英豪发现，从某一天开始，骨灰盒前多了一个罐头，又过了一阵儿，玩偶摆上了，日记摆上了，格子间装下越来越多的物品，色彩也从单一的米黄、白色变成五颜六色。有客户向王英豪形容，这个区域成了“安静的动物园”。
文化的根脉愈扎愈深，民族的痛楚愈转化为反压迫反侵略不可遏制的熊熊烈焰。因此，当日寇铁蹄步步紧逼，“九一八”伤痕未愈、卢沟桥炮声又起，她甘愿放弃安稳、殷实，举起红旗、投枪，走向呐喊、抗争的前线；甘愿放弃心爱的文学、书桌、课堂，奔向雁北的风雪、枪炮和战马，去写自己“甘愿征战血染衣，不平倭寇誓不休”的慷慨诗歌。
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近东救济工程处)30日表示，加沙地带66万名儿童已因持续冲突连续第三年失学。近东救济工程处呼吁加沙地带立即停火，允许儿童重返学校、恢复正常生活。
1938年夏到1941年12月香港沦陷、保盟转到重庆以前，从欧美加澳和东南亚征集的援救物资，通过香港“联合行”密运延安等敌后战场。仅给“国际和平医院”的卡车就有30余辆，港澳和海外捐款约500万美元(以购买力计算约相当于现在2亿美元)，捐赠物资、医疗器械、药品120余吨(平均每月送出3吨)……保盟还引介白求恩、柯棣华等国际友人不远万里来华参加抗战。
简单来说，帝都的知识分子实际上不能叫北京知识分子，是叫“首都知识分子”。首都人和北京人是两类不同的人，北京人是胡同里面出来的。我们见到大部分的北京的精英都是首都知识分子，不是北京人，而且对这个城市毫无感情。他们所关怀的不是北京，他们对北京没有兴趣。前一些年我带一个团队专门做上海和其他城市的比较研究，在天津、北京、成都等地开学术研讨会。最适合比较的对象应该是北京，但是找不到愿意合作的学术机构，北大、清华、北师大这些北京最牛的学校会说，我们是研究中国和世界的，研究北京觉得很掉份。中国社科院更是如此，好不容易找到一家北京社科院，终于把这个会开成了。北京的精英从来和这个城市是没关系的，从民国的时候就这样，一直到今天，他们关心的是国家和天下大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