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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介绍，本届音乐汇规模进一步扩大，活动覆盖广州全市11个区，演出场所不仅包括专业剧院，还延伸至南沙、花都、增城等区的户外场地，着力构建“全域舞台、全时体验”的音乐生态布局。
9月18日，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在重庆发布“2025中国服务业企业500强”。入围企业2024年营业收入总规模迈上新台阶，达到51.1万亿元，平均营业收入规模首次突破千亿元大关，达到1022.2亿元。
同时，对于外交部对日本方面的抗议，邵元冲指出：“阅其内容，起首即有据报日军侵入沈阳与华军冲突等语，尤为贻人口实。”于是，国民政府决定根据张学良的通电中的“不抵抗”重新向日本抗议。诚如邵元冲所说，在9月19日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给日本驻华公使的抗议中，的确是说“与沈阳华军冲突”。而在9月20日的抗议中则改为“中国军队绝未抵抗”。
路透社13日称，新制裁包括衡水元展贸易有限公司和总部位于香港的恒邦微电子有限公司，理由是它们涉嫌或曾经参与“破坏乌克兰稳定”或“破坏或威胁乌克兰领土”。“美国之音”称，衡水元展贸易有限公司和香港恒邦微电子有限公司此前已被美国财政部制裁过。
群众赛事与职业赛事并非平行线，而是交错纵横，拧成一股绳。职业赛事门槛高、观赏性强，引领着中国体育水平的发展，一些运动员退役后还持续赋能群众赛事；筹办职业赛事建造的体育场地，赛后也能为群众赛事所用，助力全民健身事业。反过来，群众赛事输送后备人才、培育体育文化、提供创新借鉴，不断为职业赛事夯实根基。职业赛事若是参天林木，群众赛事便是葳蕤草木，二者可谓互惠共生、共同繁荣。
此时蒋介石需要面对的尚不止于此，1931年的长江洪灾，14.5万人因此死亡，在9月18日坐船离开南京时，蒋介石即看到“下关街中水深三尺”，而“甚为忧虑”。此时，国力高出中国许多倍的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南京国民政府在事实上采取“不抵抗政策”，并寄希望于诉诸国联等外交手段便不足为怪了。整体上，即如台湾学者黄自进所说：“九一八事变事出突然，事前国民政府及东北当局皆无预警。不过，在面对东北危局，以避战为首务却是蒋介石与张学良的共识。是以，无论关东军如何挑衅，东北军皆低调回应，不得将争端扩大，是蒋介石与张学良的共同对外决策。”
9月22日，蒋作宾在抵达东京以后，由日本的“亲华派”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告知，广东方面的代表陈友仁曾来东京，向币原喜重郎允诺“拟将满洲利权一切赠送日本为交换条件”，为币原喜重郎拒绝后，“又拟向军部方面转送”。宁粤对峙期间，在九一八事变以前陈友仁即代表广东方面前往日本交涉并非秘密，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下野，广东方面入主南京国民政府中枢，便主导对日直接交涉，并大幅度让渡我国在东北的权益。总而言之，像这样表面高举抗日旗帜，实则由利益驱动，同时在私底下与日本关系暧昧甚至是乞援并割让权益的地方派系数见不鲜，就连日本方面也对此不以为然：“是完全为权位之争，如此无定见、无主张，认为政治上不够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