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许老师给我们稍微讲一讲，前面您提到的五四那一代人，林琴南、吴宓他们和白话文运动的这批运动干将之间所谓的成败。我的想法可能跟一些人的个人特质有关，有一些人具备能够在互联网时代成为网红知识分子的特质，有的人不具备这样一个改变的心态、勇气或者观念，这正好应和了您的书名，借助了您的概念，把知识分子分成不同的类别，至少是狐狸和刺猬两类，趁这个机会可以解释一下再版后用这个书名的原因，以及狐狸与刺猬背后代表的知识分子各有哪些不同的特质吗？
当年9月，出席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9周年座谈会，习近平总书记这样叩问：“中国当年是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为什么能够战胜不可一世的日本军国主义、夺取胜利呢？”
《新疆日报》宣传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战绩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情况；介绍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及苏联人民反法西斯战绩；刊载马克思、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著作和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的讲话文章、中共中央有关文件及进步人士的论著和文章，极大地激发和鼓舞了新疆各族人民的爱国热情和抗日斗志，使新疆各族人民受到了革命思想的启蒙教育，扩大了党在新疆的政治影响，使其成为全国的进步报刊之一。
我想谈的是社会所稀缺的东西、需要的东西。就像现在所谓的网红知识分子，这个问题很复杂，展开来谈可以谈很多。网红不是一个人或者一类人，其实也是各种各样的。原来所谓知识分子的评判体系是学院性的，通过学术、知识、体制或者同行评议，来评判你的价值。可是今天这个体系更多变成了一种社会评价体系。这个时候知识分子是“趟伐牢”的。更关键的是，其中涉及权力问题。知识分子其实很渴望权力，不是说政治权力，人都无法摆脱权力的网络。这种权力可以体现为一种话语的播撒，他要发声。
严锋：我们真的需要思想史、知识史，而非光是一个零散的点或者就是一个当下，这就是历史的意义。刚刚讲到现代文学的例子，过去的许多大师是非常纯粹的知识分子。我们掰手指数一数，鲁迅、巴金、叶圣陶、郭沫若，他们几乎都做过出版、编过杂志，带着巨大的热情。这其实就是当年的新媒体，相当于今天的小红书、微博或B站。他们并不光是自己研究、写作，他们的读者意识、受众意识、媒介意识是非常强的。
第三，新的台行政机构刚上路，即遇上立法机构改革风暴，尚无亮丽表现。再加上若干“部会”状况不少，屡成媒体议论焦点，如台内务主管部门、经济主管部门、“海委会”等。
今年6月，一场山地越野跑比赛在山西省忻州市代县开跑，参赛选手可凭参赛证明免费游览雁门关等核心景区。这一举措看似减少了门票收入，实则换来更大收益。代县体育中心主任李东东算了一笔经济账，“免一张门票，换来的是游客多住一晚，多消费两顿饭，整体收益反而增长了。更重要的是，因为这样的停留，游客能更深度体验代县魅力，爱上代县”。
《农村公路条例》9月15日起施行，规定县级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依法采取有效措施，加大对农村公路超限运输行为的治理力度；农村公路的日常养护可以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吸纳沿线农村居民参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