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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认为，“蒙元对外政策的发展过程中，有两大思维要素起着重要的支配作用：一是所谓成吉思汗要求后世子孙不断进征的‘大札撒’，二是蒙古人欲征服世界的‘天命观’。”能具体介绍一下吗？这两大要素在其征服的过程中是怎么体现出来的？比如蒙元使臣对外交往中见杀、遭囚，然后武力征服的模式，与此有关吗？

蒙元时代的文献有一个很重要特征就是包含多语种文献。它的核心文献主要有蒙古语文献、汉语文献和波斯语文献，后两者占绝大部分，其中汉语文献所占比重又最大。《蒙古秘史》由蒙古草原史家所撰就，《元史》与《史集》则由蒙古帝国东、西部两大继承王朝（或后续王朝）的明王朝和伊利汗朝的史官们所编纂，这是基础性的三种史料文献。它们各有自身史学编纂传统，汉文史学的编纂传统既不同于草原史家传统，也不同于穆斯林世界史家的传统。多语种文献所记载的历史信息更为丰富，不同语种文献之间也可以比勘互证。不同语言、文化背景下所生成的史料文献，矛盾、歧义之处很多，史学研究者应将互异的史料放置在自洽的逻辑系统中加以合理地阐释并建立新的历史叙述。

另一方面文献倾向性叙述立场又与蒙元时代现实政治的变化有密切关系。有两方面特别值得留意：一是蒙古帝国的汗位由窝阔台系转移至拖雷系，窝阔台时代的史事及其后裔的历史，就需要批判性地理解和思考；二是蒙古帝国分裂崩解之后，不同地域出现的史料必定带有其自身特色，由此会出现叙述上的差别。国内外蒙古史学界已意识到这种具有倾向性的叙述立场所造成的问题。如傅礼初（Joseph Fletcher）就说，大部分文献出自波斯和汉地定居社会历史学家之手，他们普遍浸淫着正统观念，会强调拖雷系的正统地位。因此，当引入汉文文献或波斯文文献讨论时均应作反思性的理解。

经调查组核查，8月1日15时39分，防城港市公安局宣传科电话座机接到浪潮新闻记者手机来电，接电话辅警苏某某因自身业务不熟、应对能力不足和该科管理不严，未及时向有关同志沟通报告便挂掉电话，市公安局已对该科科长和苏某某予以严肃批评，责令作出书面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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