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薪试岗”的背后，是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失衡。”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王霆分析称，在一些用工量较大的行业，部分企业以这种方式来获取免费劳动力，而激烈的就业竞争下，劳动者议价能力较弱，往往被迫接受不平等条款。
据介绍，中国国家队共派出孙颖莎、王曼昱、陈幸同、王艺迪、蒯曼、石洵瑶、钱天一、陈熠、何卓佳、林诗栋、梁靖昆、向鹏、林高远、陈垣宇和温瑞博15位运动员出战，参加女单、男单、女双、男双和混双5个项目的比赛。
流失海外敦煌文物的数量至今在世界范围内尚无精确统计。首先，就藏经洞出土文献而言，法国、英国、俄罗斯收藏较为集中，日本、美国、韩国则较为分散。特别是日本，分别收藏在龙谷大学图书馆、京都国立博物馆、书道博物馆等18家博物馆或图书馆中，且收藏过程也颇为复杂曲折。如“杏雨书屋”所藏敦煌文献，是清朝官员李盛铎旧藏。1936年李盛铎之子李滂将其父所藏敦煌文献卖给日本人羽田亨，此后这些文物便一直下落不明。直到2009至2013年，日本武田科学振兴财团杏雨书屋出版了《敦煌秘笈》，这批敦煌文献的收藏真相才大白于天下。原来，羽田亨收藏敦煌文献的资金来自大阪制药商武田长兵卫的资助。1945年夏受第二次世界大战影响，这批藏品被疏散到大阪武田制药工厂保存，随后又转到兵库县乡间仓库，即武田的“杏雨书屋”。1977年，武田长兵卫把原“杏雨书屋”的收藏，全部交给武田科学振兴财团管理。之后，在各国学者的奔走之下，“杏雨书屋”所藏敦煌文献最终公布，敦煌藏经洞出土文献流落他乡的宝藏终于面世。《文物》以此为例，不仅介绍了敦煌文献流失海外后收藏的复杂性，而且还介绍了《敦煌秘笈》的重要学术价值，使读者得以了解统计流失海外敦煌文物的难度。其次，各收藏国对敦煌文献的整理编目标准不一。有的国家按号编目，且在同一个大号下面又设若干小号；有的国家则按件编目。此外，敦煌文献除汉文文献外，还有其他民族语言的文献，对这类文献的编目也不尽相同，这也影响了统计的准确性。最后，流失海外的敦煌文物，并非仅有藏经洞文物，还有从敦煌其他地方所得文物。过去一些研究对此重视程度有所欠缺。缘此，《文物》特别对流失海外的其他文物（如绢画、纸画、版画、纺织品等）作了详细介绍，从而对传统敦煌学研究中偏重追寻藏经洞文物的局限有所突破。
第二，议程设置失灵。新任领导刚上任，却没有提出让民众有感的重大改革行动，欠缺议程设置能力，迄未展现其领导能力，无法主导政治议程，反而任由蓝白“在野”党主导议题引领风潮。
在登机控制团队内，王博既是主管，也是知心姐姐。“我们团队有30多人，年轻女孩比较多，暑运工作强度大、变化多，要多给她们关心支持，多分担一些。”和组员谈心、为组员分忧是王博日常重要的工作之一，她经常帮大家订餐，提醒大家注意休息，用不同的方式缓解一线压力、鼓舞团队士气。
今年以来，南城街街道高标准建成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创新推行“接诉即办+警网融合+致和调解”治理模式。中心整合派出所、司法所、信访办等常驻单位，妇联、城建、市场监管等关联部门动态轮驻，实现“群众只进一扇门，诉求全解决”。
一百二十多年前，敦煌藏经洞文物的发现为研究中国及中亚古代历史提供了数量极其巨大、内容极为丰富的珍贵资料。英、法、日、美、俄等国的盗窃掠夺，使得藏经洞绝大部分文物不幸流散到世界各地，仅剩下少部分留存于国内。数十年来，为了追寻流失海外的敦煌文物，中国学者远涉重洋，前仆后继，历尽艰辛，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浙江大学刘进宝教授的敦煌学研究新作《流失海外的敦煌文物》（以下简称《文物》）便是其中之一。
《文物》以实地考察取得的第一手资料以及相关考古和历史文献为基础，通过文献史料、考古资料和国内外学术界研究成果的综合考察，对敦煌文献的相关历史进行了客观、翔实梳理，在个案探讨的基础上，力求最大限度还原历史，向读者展现流散海外敦煌文物以及我国敦煌学不断发展的历史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