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提出,“把游击战争的问题放在战略的观点上加以考察”,“战争的基本原则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列出“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和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4]等六项具体战略问题。此后,从《论持久战》对抗日战争三个阶段的全面论述,到《战争和战略问题》以中国特点和战争历史等为观照对战略问题展开的系统分析,我们党在总结教训、研究历史、分析态势中,探索形成适应对敌斗争需要的一整套战略体系和战术打法。各地紧密结合敌我实际情形,在抗日战争总体战略指导下,自主灵活制定差异化、特色化的局部战略,有的放矢、发挥优势,做好布局谋篇和落子作眼等精细文章,不断增强谋划与实施契合的精度、原则和方法协同的效度,逐步改变抗日战争初期被动失利的局面,推动抗日战争在战略战术和指挥运用等层面取得点面开花的良好效果。与此同时,战略策略的得当推进,也离不开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政策的支持和配合。邓小平同志在《胜利的回顾和胜利的期待》中提出,“我们要在所有干部中,造成研究政策、执行政策的热潮。没有正确政策,一切努力都是空洞的;有了正确决策,我们才能胜利。”[5]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战略战术的集成联动,需要政策举措的聚实增效。新征程上,我们要从抗日战争战略演进和政策发展的历史中汲取方法和智慧,深刻领会“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这一论断蕴含的要义和旨归。
3日上午,百岁抗战老兵谭英在广州的家中,和家人一起观看九三阅兵直播。当看到象征着国家强盛、自主创新的尖端武器装备依次出现时,她心潮澎湃,激动地说:“中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出生于1925年1月的谭英,18岁时因目睹日军在中山的暴行,决定加入中山人民抗日义勇大队,投身伤员救治与抗日宣传工作。
笔者从宣武门西大街出发,一路向北至复兴门内大街南,总长约1500米。这条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来殉国的首位高级将领佟麟阁命名的道路,以英雄之名静静守护着如今和平安宁的生活。
抗日战争时期,新疆虽地处西北边陲,却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战略价值成为全国抗战的重要支点。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随着沿海及西南地区的国际交通线相继被日军截断,中国新疆与苏联接壤的地理优势使其成为国际援华物资运输的关键通道。
在创新建设“巾帼家政服务驿站”活动中,甘肃省妇联引导各级妇联组织盘活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妇女之家等基层阵地,将驿站建在了居民家门口。
2004年,訾贵江依照其父亲、抗战老兵訾安春的嘱托在香山脚下修缮建成“佟麟阁将军纪念馆”,并对外免费开放;2005年,该馆被北京市海淀区政府定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09年,经北京市文化局、北京市社团管理办公室批准更名为“抗战名将纪念馆”,此次更名意在更全面地展现抗日战争时期多位著名将领的历史贡献。更名后,馆内不仅展示佟麟阁将军的抗战事迹,还增设了张自忠、赵登禹等其他抗战名将的展览内容,以纪念他们在抗日战争中所做出的卓越贡献。
全国劳模赵占魁是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在生产竞赛中涌现出来的劳动英雄。作为赵占魁的外孙女,孙艳今天也在阅兵现场观礼。“这是我们全家的光荣,党和国家没有忘记像爷爷这样的老一辈建设者。”孙艳激动地告诉记者。
经查,陈玉祥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执纪违纪,执法犯法,罔顾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热衷于吃喝享乐,长期频繁接受宴请,违规接受旅游、健身等活动安排;无视组织原则,在干部选拔任用中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违规收受礼品、礼金;违反工作要求,干预和插手司法及执纪执法活动;甘于被“围猎”,把组织赋予的权力当作谋取私利的工具,大搞权钱交易,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项目运营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