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遵守海关有关规定。乌海关规定,入境和出境时个人携带外币现钞等值超过7000万苏姆需填写申报单;入境时个人携带外币现钞无金额限制,出境时个人携带外币现钞等值不得超过1亿苏姆。个人经国际机场入境可免税携带价值1000美元以下商品,经铁路、水路口岸入境免税携带商品金额为500美元,经公路口岸为300美元,超出该数额商品需提前申报,如携带乌本国生产的贵金属制品出境则须持有证书。特别注意!携带无人驾驶航空器入境需提前申报并取得许可,违反规定将受到行政处罚。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河北、山西、内蒙古、山东、河南5省(区)调拨3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做好抗旱救灾各项工作。
对于九一八事变的发生,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认知。新政学系的核心人物之一,也是被许多人目为“亲日派”、“日本通”的黄郛在9月19日晚上由张群电话告知九一八事变的消息,黄郛这一天在日记中称:“回忆六月初旬,时岳军(张群)在北平,曾有一函致岳军,对时局加以三点注意。其第二点即说对日外交应稍转变,若操之过急,恐日人乘我南部有事时,在满洲有所动作牵制张汉卿(张学良),令其不能戮力关中,镇压北部。又于八月初旬,君怡(沈怡)由山回沪时,托伊转达岳军……兄宜十分对外慎重……两次进言毫无回声,今事隔四阅月,而居然难作。岳军电且有促我早日返沪之意,事已至此,返沪有何用处。言念前途,真是心痛。”
9月21日,聂耳尚在睡梦中,就听到许多人叫嚷着日军到天津、北平了,原来是来自这一天的《时报》的相关内容。看完《时报》后,聂耳在日记中写道:“日帝国主义的侵略,全是有准备、有计划的,报纸上还说什么‘……不过是下级警民的冲突,日政府对中国是没有一点敌意的’。他妈的!这种不可隐蔽的事,你到如今还要来欺骗人!”聂耳此时的看法很能代表当时中共以及一般的左翼知识分子的看法。
在天津的清遗民郑孝胥,9月19日通过日本《日日新闻》送来的号外知道了九一八事变的消息。对于九一八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的作为,9月21日,同样在野的郑孝胥在日记中有着类似的批评:“党人鼠胆,又不知立国之则,对此敌国,何谓抗议!应给护照与日本外交官,限三日出境,日本商民限一星期出境,然后敛兵待敌,犹可立国:不观比利时之抗德耶?”如前所述,九一八事变某种程度上相当于给了国民党政权以机会,但是,最终抓住这个机会的自然只会是满清的复辟力量。这一天,佟济煦来和郑孝胥谈到准备到奉天筹备复辟事宜,郑孝胥答道:“若得军人、商人百余人出任倡议,脱离张氏,以三省、内蒙为独立国,而向日本上请愿书,此及时应为之事也。”
路透社13日称,新制裁包括衡水元展贸易有限公司和总部位于香港的恒邦微电子有限公司,理由是它们涉嫌或曾经参与“破坏乌克兰稳定”或“破坏或威胁乌克兰领土”。“美国之音”称,衡水元展贸易有限公司和香港恒邦微电子有限公司此前已被美国财政部制裁过。
其时身在北平的张学良,9月19日的卯时(上午五时至七时)即收到了辽宁省政府主席臧式毅与张学良的参谋长荣臻有关九一八事变的消息,并于当天上午接受了媒体的采访。然而,就蒋介石在9月19日给张学良的致电来看,蒋介石在发电以前尚只是通过上海方面的来电得知九一八事变发生的消息,尽管张学良在此前至少已给蒋介石发来两电告知。也许是因为蒋介石抵达南昌后,各方发来的电文太多,蒋介石尚未来得及一一批阅;也许是因为各种原因,蒋介石此时尚未收到张学良发来的电文。值得注意的是,张学良在这一天的致电与受访中,均强调对于日军的侵略,东北军采取“不抵抗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