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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新社西宁8月22日电 题：澜湄合作十年，打造全球区域合作“金色标杆”

　　作者 郭延军 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中心研究员

　　澜沧江—湄公河奔涌向前，滋养着流域土地，承载着沿岸民众对和平繁荣的共同追求。2015年，澜沧江—湄公河合作(简称“澜湄合作”，Lancang-Mekong Cooperation，LMC)机制正式建立。

　　2025年，澜湄合作迈入第十个年头。十年来，澜湄六国以包容性为根、平等协商为干，在各领域生长出“多机制并存、功能互补”的繁茂枝叶，其超越单一议题的合作模式，成为全球区域合作的“金色标杆”。

　　从机制初创到多维协同的立体格局

　　十年来，澜湄六国深化机制建设与政治互信，建立了包括领导人会议、外长会、高官会、联合工作组会在内的多层次、宽领域合作架构，设立水资源、环境、执法安全等多个专业合作中心；中国与湄公河五国实现双边命运共同体全覆盖，合作延伸至海洋、网络等领域。

　　经济的互联互通更是实现跨越式发展。中国与湄公河五国贸易额从机制启动初期的低位增至2024年的4370亿美元，增长125%，中国对湄公河五国直接投资覆盖能源、基建、制造业等领域；中老铁路开通3年运货超5000万吨，覆盖19个国家与地区，运输商品种类从500余种扩展至3000余种；中越铁路、金港高速稳步推进，云南“智慧口岸”通过技术赋能与制度创新，成为澜湄合作“硬联通”与“软联通”并进的示范标杆。

　　澜湄地区民间交往亦蓬勃发展，中国目前是越南、泰国等国的最大客源市场。2025年前两个月，越南接待中国游客95.6万人次，同比增长77.8%。

　　此外，澜湄六国联合执法机制成功打造了“澜湄样板”，“平安澜湄行动”重点打击跨境网络赌博和电信诈骗，清除多个犯罪窝点，有力维护了澜湄地区的社会安全。

　　从分散应对到系统治理的民生实效

　　澜湄合作“因水而生”，针对跨流域水资源管理，六国共建多层级政策协调机制，成立水资源合作联合工作组，制定《澜湄水资源合作五年行动计划》(2018-2022、2023-2027)并搭建信息共享平台，让全流域治理有章可循。自2020年起，中国持续向湄公河国家提供澜沧江全年水文数据，通过联合防洪抗旱调度有效缓解下游旱涝灾害。

　　同时，大量民生项目落地：“澜湄甘泉行动”在老挝、柬埔寨等国建成60多处供水点，为超1万人提供安全饮用水，入选全球减贫最佳案例；中国长江科学院联合柬埔寨地方政府实施的俄勒塞村小流域综合治理示范项目，解决40公顷果园旱季灌溉难题，并保障学校饮水，实现资源利用与民生改善双赢。

　　在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澜湄六国签署《澜沧江—湄公河环境合作战略和行动框架(2023-2027)》，建立跨境生态合作平台，联合打击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并开展边境巡逻；《澜沧江—湄公河合作五年行动计划》设专章打击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开展边境联合巡逻。

　　具体实践中，中国西双版纳与老挝北部划定联合保护区，开展种群追踪和收容救护，2024年使亚洲象数量增至300余头，成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典范。中老两国连续10年开展渔政联合巡航，向澜沧江—湄公河放流土著鱼苗423.5万尾以恢复流域水生资源。

　　从自发零散到系统协同的文明互鉴

　　在全球化背景下，澜湄合作机制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通过制度赋能、资源整合和场景拓展，推动沿线国家文化交流从“自发零散”走向“系统协同”，从“精英互动”延伸至“民众参与”，助力破解“文明冲突论”和“普世价值”的悖论。

　　长期互动中，各国增进理解，形成兼具区域共性与本土特色的文化融合，且已从“偶然互动”发展为“系统性共生”。比如，澜湄六国僧侣通过澜湄流域佛教交流会，推动“佛牙舍利赴缅泰供奉”等跨国宗教活动，形成“法乳同源、和合共生”的跨宗派共识；傣族—掸族—泰族等跨境民族共享相似文化元素，藏彝文化、高棉文化等在区域内交织，构建起独特文化图景。

　　艺术、宗教等文化领域的融合，既是澜湄合作机制作用的体现，也强化了“澜湄共同体”的文化认同，印证了不同文化能在互鉴中保个性、在融合中创价值，为区域合作筑牢“民心基础”。这种“和而不同”的模式，正是澜湄合作最具生命力的所在。

　　从视觉叙事到情感共鸣的文化纽带

　　澜湄六国地理相近、文化同源，影像类文化交流(如电影、纪录片、短视频、摄影展等)凭借“低政治敏感性、高情感渗透性”的特质，成为澜湄合作的“润滑剂”。它以“视觉叙事”打破语言和文字壁垒，打通“认知—情感—行动”通道，让民众从“看见彼此的生活”到“理解彼此的故事”，最终实现“携手共创未来”。

　　短期来看，电影节展映、短视频传播等能拉近民心距离；长期则可依托合拍项目、技术共享与产业园建设，形成“创意—生产—传播”全链条协同，为区域一体化注入可持续动能。

　　以澜湄国际影像周为例，其通过来自六国的图片、短视频等作品，用镜头语言讲述澜湄流域的文明对话、生态故事与发展历程，不仅拉近了民众距离，也为深化六国在文化、环保、基建等领域的合作营造了良好氛围，成为澜湄合作中极具生命力的催化剂。

　　从遵循普遍规律到范式突破的治理方案

　　与多瑙河、尼罗河等跨国流域治理模式相比，澜湄合作机制既有共通之处，更具独特创新。

　　共性方面，三者均以水资源可持续利用为核心，通过协议或机制协调用水与生态保护：多瑙河有《多瑙河保护与可持续利用合作公约》，尼罗河有《尼罗河流域合作框架协议》，澜湄则依靠全年数据共享与“澜湄甘泉行动”应对旱涝；三者均将基建与经济互补结合，如多瑙河借航运促进中欧贸易，尼罗河以农技助力粮食安全，澜湄则靠中老铁路、跨境电商构建产业链。

　　而澜湄机制的独特在于三重突破：一是“域内自主”，由六国自愿发起，摒弃域外主导模式，各国平等共商规则，确保合作贴合自身需求；二是“超越单一”，突破多瑙河(侧重航运环保)、尼罗河(聚焦水权争端)局限，构建“三大支柱”框架并与东盟共同体建设深度对接；三是“包容共生”，与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GMS)、湄公河委员会(MRC)等机制“互补而非竞争”，填补空白，形成“多机制并存、功能互补”的合作生态。

　　可以说，澜湄合作机制既遵循跨国流域治理的普遍规律，又将发展理念、文化认同与柔性治理熔于一炉，构建“经济—社会—文化”三位一体治理体系，更注重以合作创造增量价值。这种范式创新不仅为跨国流域治理提供了新路径，更为全球区域合作提供了可借鉴的“澜湄方案”。(完)

　　作者简介：

　　郭延军，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中心研究员，外交学院国家安全学学科带头人，全球生物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外交学院“卓越领军人才”。曾任东亚思想库网络(10+3)、中国—东盟思想库网络(10+1)和中日韩思想库网络中方协调单位负责人。兼任中国亚太学会副秘书长兼常务理事、中华日本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军控与裁军协会理事。主要研究方向为国家安全、东亚地区合作、中国-东盟关系、水外交、澜湄水资源管理等。近年来主持相关领域国家和省部级课题30余项，在国内外核心或专业期刊发表论文多篇，出版专著和编著多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