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电商之外，内地的线下零售业也在数字化转型。比如连锁超市分析用户的购物数据和地理轨迹，调整门店布局和商品种类，还针对不同用户开展个性化促销活动。
亚细亚卓悦城地处郑州市中心，毗邻郑州火车站，周围大小商场林立，距离郑州地标二七塔只有约70米。这里是商业和人流汇集点，门口的地铁“二七广场站”有5个出口，每个出口都能通向一家商场。到了晚上，摊贩的叫卖声和音乐声串在一起，密集的霓虹灯和车灯点亮整个广场。
在北京一中院公布的一起典型案例中，杨军(化名)入职某公司，担任公务员考试培训专职讲师，授课科目是公共基础知识和常识判断，公司与杨军订立《保密及竞业限制协议》，约定杨军离职后2年内需履行竞业限制义务。
文化遗产是人类共同的宝贵财富，保护文化遗产人人有责。就浙江实际而言，文化遗产数量众多、分布广泛、相对分散。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针对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实际，强调要积极引导、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文化遗产的保护，指出“保护和传承文化遗产是每个人的事。只有我们每个人都关心和爱惜前人给我们留下的这些财富，我们民族的精神和独特的审美情趣、独特的传统气质，才能传承下去”。他强调，建立完善文化遗产保护专家咨询制度、公众和舆论监督制度，充分发挥有关学术机构、大专院校、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各方面的作用，共同开展文化遗产保护工作。2003年9月，习近平同志到兰溪诸葛村调研古村落保护和开发利用工作时，对其整体性保护、村民与村落共存的保护方式给予充分肯定。2006年6月，习近平同志专题调研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在提到保护古村落时，再次肯定诸葛村“人人都是股东，人人都是文保员”的保护利用做法。习近平同志倡导的文化遗产全民共保理念及其在浙江的生动实践，揭示了文化遗产保护“依靠谁、为了谁”的深刻道理，为文化遗产保护体制机制创新提供了“金钥匙”。
观众为何来？曲艺是中国独有的民间艺术，其中有着中国人的乡情乡音。它追求雅俗共赏、深入浅出，真心为最大公约数的老百姓服务。曲艺由新中国成立前撂地的“什样杂耍”，到新中国成立后被改进、提升至艺术行列，实现涅槃重生，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密不可分，因为它始终都追求老百姓的热爱喜欢与开心愉悦。然而，若曲艺在社会地位提升中，不知不觉与老百姓情感渐淡、渐远了，它便容易数典忘祖。为大众百姓服务是曲艺本质性的价值取向，它的态度、技巧、智慧、境界等，亦像其他中国艺术形式一样，通过情、理、趣的交融，凸显自身的生存价值与独有魅力。家长里短的典型化、多向情感的人性化、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微妙与复杂化，及社会问题的深刻化等，皆是曲艺的独有价值体现。优秀的曲艺文本题材，无一不存在于大众最热心、最关注，能够切身体验或踮起脚可以触摸到的“人情物理”之中。曲艺的表演、作品、理论，必须使思想性与娱乐性实现有机平衡，只有彰显寓教于乐的魅力，才使老百姓自觉而来且恋恋不舍。正如一条曲艺艺谚所说“不隔语，不隔音，最主要的是不隔心。”缘于“爱之深，责之切”，我曾敬告曲艺人：“百姓不爱，‘死了’不怪。”
大件家电越来越受青睐，这是多地家电以旧换新消费中出现的新趋势。在贵州赤水一家家电卖场，暑期家电销售小高峰让销售员和送货员都十分忙碌。
浙江超威电源有限公司生产负责人 方杰：我们跟国内头部的电瓶车生产企业都有合作，客户的订单很多，而且一直在催我们发货、供货。
21世纪初，浙江文化遗产保护任务艰巨，“重利用、轻保护”的现象仍然普遍，文物安全问题比较突出。习近平同志深刻认识文化遗产的重要价值，指出“文化遗产是民族智慧的结晶，是民族文化的见证，其中蕴含着一个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和创造力、生命力、想象力。一个没有文化遗产的民族和国家，很难说是有真正实力的民族和国家”“悠久深厚、意韵丰富的浙江文化传统，是历史赐予我们的宝贵财富，也是我们开拓未来的丰富资源和不竭动力”。他还强调，“在建设文化大省中，我们将把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和绚丽多彩的民族民间艺术作为一种宝贵资源”。习近平同志亲自领导部署了浙江文化遗产保护的系列重点工作和重大工程。比如，对于西湖文化景观的保护。2002年，习近平同志将西湖作为考察杭州的第一站。2003年9月，习近平同志在考察杭州西湖综合保护工程时指出，“西湖的周围，处处有历史，步步有文化”“对这些历史文化遗存，我们一定要保护好，利用好，传承下去，发扬光大”。又如，对于良渚古城遗址的保护，习近平同志曾两次到良渚调研。2003年7月，他在良渚调研时指出，“良渚遗址是实证中华5000年文明史的圣地，是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我们必须把它保护好”。他还曾两次到跨湖桥遗址调研。2006年4月，他第二次来到跨湖桥遗址考察，指出深入研究跨湖桥文化，把跨湖桥文化发扬光大。2006年11月，浙江省文物局《浙江文物要情》公布了关于距今10000—9000年的浦江县上山遗址的考古新发现，习近平同志对此作出重要批示：“要加强对上山文化的研究和宣传。”习近平同志的这些重要论述与实践探索，充分体现了高度的文化自觉，旗帜鲜明地回答了文化遗产保护的原则问题，明确了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根本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