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然：我想到不久前作家韩少功老师到清华进行学术演讲时，在讲座间有过这样的表述：“20世纪白过了。”我觉得这个说法很有意思，也就是说，原本让人觉得非常可耻的事情，如今却被赋予了新的说法。他举了很多类似的例子。比如说，以前我们说某人趋炎附势，或者是嫌贫爱富，现在可以叫作“慕强”——在20世纪被反复深刻批判的事物今天堂而皇之地被认可。如何应对这样的局面，除了刚才滕老师提到的亲身工作之外，还有一项工作，就是如何让20世纪不被白白浪费，也就是说，20世纪在人类思想史上完成巨大成就，在中国和拉丁美洲进行的种种激进的尝试不能就这样忽略或一笔带过。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考察三晋大地，为山西经济社会发展指明方向。7月7日至8日，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这里，为山西发展进一步把脉指向。
“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气质，这趟行程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探访江门开平的祖籍村落，让我得以了解先祖曾经生活过的地方。”迪恩·阿迪昂表示，此行所到之处都充满了生机与活力，让他感慨不已：“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看到这么多人齐心协力建设国家的景象，真的令人震撼。”
新余生猪养殖户刘卫良说，以前他要费钱费力处理养殖场的粪污，现在只需联系这家公司就可以等专人专车来处理，且价格实惠，每年可节省5万元人民币。他告诉记者，“如果这个模式能持续下去，我们养殖户肯定欢迎，因为这解决了我们很多麻烦。”
新疆大学周建平教授团队在智能农机装备领域深耕多年，对棉花生长特性、打顶需求等有着深入了解。这款机器人的诞生，历经3年研究。团队经过无数次实验与探索，综合利用传感器、机器视觉、激光控制技术等前沿科技，结合新疆特有的“一膜六行”种植模式，成功研制出了这款能适应复杂环境下田间作业场景的棉花激光打顶机器人。
“成其身而天下成，治其身而天下治。”广大领导干部带头刀刃向内，勇于刮骨疗毒，才能破除思维定式、打破利益藩篱，推动体制机制创新，激发事业发展新动能。推进自我革命与激励担当作为相辅相成。一方面，通过严把政治关、品行关、作风关、廉洁关，解决党内存在的问题，养成纪律自觉，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为干部担当作为创造良好环境；另一方面，应当看到，干事业总是有风险的，不能期望每一项工作只成功不失败，要落实“三个区分开来”，树立正确用人导向，给干事者以总结经验、重整旗鼓的机会，营造激励担当作为、干事创业的良好政治生态和从政环境，更好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我认为一代代学者都做出了很多努力，其中一些努力看起来非常让人心酸。因为他们曾经决绝地进行过文化抗争。比如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西班牙有“九八一代”，其实拉美也有他们的“九八一代”。在世纪之交，他们在思考自己的国家或民族该如何走向下一个世纪，未来的方向是什么。现代化、工业化似乎是所谓的美好未来，但有很多人真的去了西欧——像我们译丛的第一本译作《面具与乌托邦》里写的那样——发现其实不能走那条路，那条路既不能解决本国的问题也不能带来美好的未来。所以很多人会重新回归本国传统，有的甚至回到原住民的专业领域，有的则开始信仰宗教。这一点跟俄罗斯19-20世纪之交的“九八一代”（如果也可以这么称呼的话）很像。比如托尔斯泰的所谓“托尔斯泰主义”，在当时很多贵族精英知识分子提出“欧化”的时候，他选择了一条不同的道路。他强调道德自我完善，以此作为社会全面革新的路径。这是结合了东正教的斯拉夫主义，但又不是传统的完全封闭的井底之蛙式的斯拉夫主义。
为什么我们要关注上个世纪之交的西班牙、拉美、沙俄以及中国等等这些地方的“九八一代”的探索？因为在上个世纪之交，他们面对主流现代性的那些激进的思考与探索，以及他们的退缩和犹疑，都是非常珍贵的。那是整个20世纪留给我们的经验和遗产。那个时候世界上很多国家和民族还有重新选择的机会，上个世纪之交那一代知识分子开启的对整个西方以现代性之名书写的历史和描绘的未来进行的质疑和省思是全面而深刻的。那么，21世纪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在20-21世纪之交，我们思考的问题是什么？我们能回答一百年前那代知识分子曾经提出的问题吗？我们在认真总结上一个世纪的整个思想史和革命史的脉络吗？似乎当今世界更主流的是审判、告别甚至清算“短二十世纪”的革命传统，因为所有20世纪的革命实践都失败了。但失败的探索就没有意义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