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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在明19日接受日本《读卖新闻》专访时表示，韩日双方不能纠结于历史问题，需找到互惠互利的方法并扩大合作领域。他甚至就过去曾强烈反对的2015年日韩“慰安妇”问题协议辩称，“这是国家之间的承诺，（协议）不应推翻”。对于自己的态度转变，他解释称，在野时需要“斗争”，但如今执政了就要“展现包容力”。

据了解，筹备中的南通市业余足球联赛以县市区、功能区为参赛单位。苏锡通科技产业园区管委会的球员招募公告显示，“通超”第一阶段采用赛会制（各队在指定时间段集中于同一赛区完赛），报名运动员须在16~45周岁，现役职业球员（进入当年职业联赛一线队报名表）不得参赛。

　　1939年，出身马来西亚富商家庭的白雪娇，决心瞒着父母应征机工回国。她在给父母留下的告别书中写道，“家是我所恋的，双亲弟妹是我所爱的，但是破碎的祖国，更是我所怀念热爱的……我希望我能在救亡的洪流中，竭我一滴之微力”。

　　在浙江湖州埭溪镇芳山村，一处白墙青瓦的民宿隐于青山绿竹间。民宿名为归欤山居，由意大利华侨董云斌和他的表妹周赟昀将自家老宅改建而成。董云斌说：“‘归欤’二字取意于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中的‘眷然有归欤之情’，契合我们回乡创业的心境，也希望客人能在此体味田园诗意。”

　　适度超前也有面向未来的考量。李瀚明表示，最近几年，国内长途旅行取代了一部分出国游的需求。西北是国内长途旅行的主要目的地之一，新疆、青甘大环线等热度居高不下。西北遥远，高铁也不发达，更依赖民航运输。此外，西安和乌鲁木齐还有建设国际航空枢纽的需要。

　　流失海外敦煌文物的数量至今在世界范围内尚无精确统计。首先，就藏经洞出土文献而言，法国、英国、俄罗斯收藏较为集中，日本、美国、韩国则较为分散。特别是日本，分别收藏在龙谷大学图书馆、京都国立博物馆、书道博物馆等18家博物馆或图书馆中，且收藏过程也颇为复杂曲折。如“杏雨书屋”所藏敦煌文献，是清朝官员李盛铎旧藏。1936年李盛铎之子李滂将其父所藏敦煌文献卖给日本人羽田亨，此后这些文物便一直下落不明。直到2009至2013年，日本武田科学振兴财团杏雨书屋出版了《敦煌秘笈》，这批敦煌文献的收藏真相才大白于天下。原来，羽田亨收藏敦煌文献的资金来自大阪制药商武田长兵卫的资助。1945年夏受第二次世界大战影响，这批藏品被疏散到大阪武田制药工厂保存，随后又转到兵库县乡间仓库，即武田的“杏雨书屋”。1977年，武田长兵卫把原“杏雨书屋”的收藏，全部交给武田科学振兴财团管理。之后，在各国学者的奔走之下，“杏雨书屋”所藏敦煌文献最终公布，敦煌藏经洞出土文献流落他乡的宝藏终于面世。《文物》以此为例，不仅介绍了敦煌文献流失海外后收藏的复杂性，而且还介绍了《敦煌秘笈》的重要学术价值，使读者得以了解统计流失海外敦煌文物的难度。其次，各收藏国对敦煌文献的整理编目标准不一。有的国家按号编目，且在同一个大号下面又设若干小号；有的国家则按件编目。此外，敦煌文献除汉文文献外，还有其他民族语言的文献，对这类文献的编目也不尽相同，这也影响了统计的准确性。最后，流失海外的敦煌文物，并非仅有藏经洞文物，还有从敦煌其他地方所得文物。过去一些研究对此重视程度有所欠缺。缘此，《文物》特别对流失海外的其他文物（如绢画、纸画、版画、纺织品等）作了详细介绍，从而对传统敦煌学研究中偏重追寻藏经洞文物的局限有所突破。

　　历史的车轮轰隆走过，现今的我们已然知道了结果。而彼时，为顾全抗战大局、打破谈判僵局，中共代表团主动提出“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同意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以及“蒋为主席”的要求，但在红军指挥权、边区人事安排等方面坚持立场不动摇。正是这种“在小问题上让步而在大的问题上求得有利的解决”的谈判策略，正是中国共产党的真诚倡导、许多著名爱国民主人士的广泛呼吁，也正是国民党当局的积极响应，在一些重大问题上采取了理智、务实的态度，双方最终还是正确地把握时局，恰当地处理纷争，审慎地维护和谐，迎来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