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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必烈攻灭大理政权，基本未遇太大抵抗，总共耗时也不到半年，次年之初他就匆匆北返，留下兀良合台继续在云南征战。忽必烈灭大理，虽可视为一项大功绩，但它的代价却是巨大的。蒙军攻灭大理进占云南地区，但由此地北上欲图“斡腹”攻宋的战略意图并未实现。从云南北上攻宋，要克服险恶的地理环境，山川横亘，瘴疠之气肆虐，要跨越这样艰难的地理区域，难度可想而知。兀良合台北上进军虽与忽必烈在攻打鄂州时取得了联系，然而由于忽必烈急于北上争夺汗位，蒙古欲图夹击南宋的效果自然没能实现。

　　这里曾因交通闭塞，一度深陷贫困。一条长31.9公里、路基宽12米的沥青公路，将潇贺古道沿线的古村落重新串联起来，让这些古村落焕发了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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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必烈之所以犹疑攻宋，是因其所面对的南宋是一个巨型的农耕定居社会，它拥有不可轻忽的实力。尽管史料记载有限，但仍可以发现，当日谏止伐宋者，不乏其人。郝经在灭宋问题上即持反对态度。1256年，郝经应忽必烈之诏去往开平，“进七道议七千余言”，认为“宋不足图”。1260年，蒙古内部情势不稳之际，忽必烈派遣郝经出使南宋议和。

至于忽必烈由西向东攻宋，与以往北方征服南方的路径很不一样的问题，其实，由西而东统一天下，汉武帝经营西南夷以图南越的事例就有相似之处。《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汉武帝苦心经营西南夷以图南越国的战略，就是先行据有西南之地而后再攻两广，所称“制越一奇也”，即指控制南越的奇路。虽南宋时代去西汉时代悬隔辽远，当今天再仔细审读南宋人当时针对蒙古存有所谓“斡腹”之谋的种种隐忧时，总会让人印象深刻地感觉到它们之间所具有的某种历史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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