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日，由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与澎湃新闻联合主办的“我与中国的故事”短视频作品征集大赛正式启动，面向全体加拿大公民开放，诚邀广大参与者通过镜头讲述自己与中国之间的动人故事，共同纪念中加建交55周年暨建立战略伙伴关系20周年。
绵阳拥有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中国空气动力研究与发展中心等国家级科研院所18家，国家级创新平台25家，全社会研发经费（R&D）投入强度位居全国前列。
常年打球的张先生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在郑钦文夺冠前的这几年，网球运动在大众层面一直是向上走的态势，加入网球运动行列中的人不断增多。”张先生分析，这也许跟网球是隔网运动有关，因此在疫情期间受到欢迎。
此前，由中俄双方混编组成的联合指挥部，已经根据演习计划和演练方案组织图上推演，聚焦组织形式、兵力协同等问题展开深入探讨沟通，修订完善演练课目方案、安全预案，并围绕水下攻防、援潜救生等相关课题组织专业交流。
关于转换观察视角解析历史的问题，我在书中讲述成吉思汗灭夏的议题上曾尝试思考过。我们不能仅从南方汉地的视角来理解西夏与中原汉地之间的关系，同时也要从蒙古高原的立场来思考他们是怎么看待西夏的。前者因为文献有所记载而易被知晓和理解，后者则因文献记载有限而不为人们所留意。
历经三代蒙古大汗轮替后，第四任大汗蒙哥关注的重心始倾向于南宋。蒙古帝国西部是朮赤-拔都系的势力范围，拔都汗的影响力要超过大汗蒙哥。蒙哥派遣大弟忽必烈向南攻宋，次弟旭烈兀则领军往中亚、西亚方向突进。虽然相关史料显示两位皇弟出征配置的军队数量一致，但显然蒙哥对忽必烈进取方向的重视程度要高出几分。蒙哥灭宋的态度很坚决，不仅命忽必烈征宋，之后更是御驾亲征，更加凸显他对于攻取南宋的极端重视。因此，我更倾向于认为蒙哥时代而非窝阔台时代，蒙古对于统一中国的意图出现大的变化。
另一方面文献倾向性叙述立场又与蒙元时代现实政治的变化有密切关系。有两方面特别值得留意：一是蒙古帝国的汗位由窝阔台系转移至拖雷系，窝阔台时代的史事及其后裔的历史，就需要批判性地理解和思考；二是蒙古帝国分裂崩解之后，不同地域出现的史料必定带有其自身特色，由此会出现叙述上的差别。国内外蒙古史学界已意识到这种具有倾向性的叙述立场所造成的问题。如傅礼初（Joseph Fletcher）就说，大部分文献出自波斯和汉地定居社会历史学家之手，他们普遍浸淫着正统观念，会强调拖雷系的正统地位。因此，当引入汉文文献或波斯文文献讨论时均应作反思性的理解。
每天晚上完成一天的任务后，黄国锋都会组织工作小组召开会议，复盘、总结问题，安排接下来的任务。记者来的这几天里，这样的会议经常持续到深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