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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代人之间，时代不一样、知识结构不一样、精神气质不一样，产生摩擦、冲突也是很正常的现象，特别在今天讲到“前浪后浪”，我在书里面多次分析到这个问题。谁是前浪，谁是后浪？现在时代变化太快了，特别是互联网迭代，五年一次迭代，五年就是一个新时代。这不仅是中国，整个世界由于科技的发展，特别受到互联网网络的影响，迭代非常快，差异非常大。这就构成了某种意义上的永恒话题。

　　1939年8月，周恩来在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听取邓发汇报后，指示把在新疆的茅盾等一批文化界人士“尽快送回延安”。1940年2月，周恩来第二次路过时，又特意嘱咐陈潭秋：“将党支部改成学委会，继续起战斗堡垒作用。”

今天所处的环境和90年代第一次碰到的危机还是不一样的。今天所讲的那些涉及宏大叙事的公共领域开始衰落，另一方面随着公共领域衰落，这几年各种各样去政治化的、文化的公共空间空前活跃，我自己是过来人，我发现从来没有这么活跃，比80、90年代活跃多了，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以色列方面同日承认了这次袭击行动。以色列国防军当日晚间发表声明称，在以色列情报部门的指导下，以军于28日袭击了位于也门萨那地区的胡塞武装高级官员聚集地，在场的高级官员包括该武装行政机构负责人艾哈迈德·拉哈维和多位胡塞武装高级领导人。

　　尽管陈纳德不会说中文，听力也因长时间驾驶战机受损，但并未影响他在中国的工作，“他只关心那些因战争而惨遭屠杀的无辜百姓”。嘉兰惠说，外祖父“并不在意大家拥有不同的国籍，他在意的是有人需要帮助，他想帮助他们”。

简单来说，帝都的知识分子实际上不能叫北京知识分子，是叫“首都知识分子”。首都人和北京人是两类不同的人，北京人是胡同里面出来的。我们见到大部分的北京的精英都是首都知识分子，不是北京人，而且对这个城市毫无感情。他们所关怀的不是北京，他们对北京没有兴趣。前一些年我带一个团队专门做上海和其他城市的比较研究，在天津、北京、成都等地开学术研讨会。最适合比较的对象应该是北京，但是找不到愿意合作的学术机构，北大、清华、北师大这些北京最牛的学校会说，我们是研究中国和世界的，研究北京觉得很掉份。中国社科院更是如此，好不容易找到一家北京社科院，终于把这个会开成了。北京的精英从来和这个城市是没关系的，从民国的时候就这样，一直到今天，他们关心的是国家和天下大事。

　　他在当天上海官方为其举办的欢迎仪式上分享了旅途中的珍贵记忆，一路骑行中他不仅领略了中国丰富的自然与人文风貌，更收获了沿途民众的善意帮助。“旅途中我并不总是一个人，我遇到很多中国骑行的伙伴，结交到很多新的朋友。所以这段旅程对我来说很轻松，因为当我在餐厅里不会点单，当我在途中找不到路的时候，他们都在。”布鲁尔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