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这些人的日记，可见，对于九一八事变，不同人的不同人的理解，也有不同的应对。对于追究责任，或认为当局（包括蒋介石与张学良）软弱无能，或认为当局事先缺乏准备，或认为是整个民族的落后，或认为是此前革命外交对日本的刺激太甚。
此时僻居山西乡下的地方士绅刘大鹏直到9月23日才知道九一八事变的消息，并且他当时还以为此事发生于9月19日。这一天，刘大鹏注意到他周围“闻之者莫不惊惶失措”，可见此时民族国家观念之一斑。对于九一八事变，刘大鹏评价道：“军阀只是内讧，并不问蛮夷猾夏，内忧外患相逼而来，民国殆将不国矣。”尽管刘大鹏以清遗民自居，他所说也合乎他在心理上的认同，但是所言不无道理，九一八事变的发生的确与国内各方忙于内争，而忽视外部侵略不无关系。中秋节这一天，刘大鹏所处的地方“百物腾贵，达乎极点”，而“今日为中秋佳节，人人皆吃肉食面，人皆叫苦”。尽管原因不同，但是与当时的高层政要一样，刘大鹏的中秋节也过得不甚愉快。
作为新疆“一委两院”特约(特邀)监督员，王冠华将法律专业素养融入社会治理实践。在某职务犯罪案件听证会上，他敏锐指出“财务证据解释不足”，推动检察官重新梳理证据链；在参与纪检内部监督时，针对“笔录信息模糊”“物证保管不规范”等问题，提出的证据审查制度建议被纳入办案规范。
三是坚持分类施策，做到重点突出、指向明确。“强链扩群”重点聚焦江苏“1650”产业体系的16个先进制造业集群、50条重点产业链，每次专场活动明确一个主题，逐链逐群开展工作。“强基向新”立足重点县区、重点产业园区，面向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层阵地开展系列活动。明确主题保证了服务的精准性，立足基层保证了工作的有效性，这也是“双强行动”具有持久活力的重要原因。在“双强行动”总体框架下，结合不同阶段工作重点，设计不同专题。比如，围绕加快推动海洋强省建设的目标方向，创新开展“向新聚能 向海图强”——全省统一战线服务沿海地区高质量发展系列活动，引导民营企业聚焦海洋科技、海洋产业，共同打造“双强行动”的“海洋版本”。
李鹏新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李鹏新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
“明日之星”难寻？群众赛事建立了坚实的人才底座。这里藏着不少“扫地僧”和“潜力股”，表现优异的“草根”运动员通过相应选拔机制和晋升通道，前往职业殿堂。在广西“桂超”赛场上，不少运动员一步步成长历练，从中乙进入中甲，最终升入中超。一些职业俱乐部设立“星探点”，专门“挖宝”“捡漏”。各地广泛开展的群众赛事如同一张庞大的毛细血管网，为职业赛事持续输血。
此时蒋介石需要面对的尚不止于此，1931年的长江洪灾，14.5万人因此死亡，在9月18日坐船离开南京时，蒋介石即看到“下关街中水深三尺”，而“甚为忧虑”。此时，国力高出中国许多倍的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南京国民政府在事实上采取“不抵抗政策”，并寄希望于诉诸国联等外交手段便不足为怪了。整体上，即如台湾学者黄自进所说：“九一八事变事出突然，事前国民政府及东北当局皆无预警。不过，在面对东北危局，以避战为首务却是蒋介石与张学良的共识。是以，无论关东军如何挑衅，东北军皆低调回应，不得将争端扩大，是蒋介石与张学良的共同对外决策。”
1999年，内蒙古第一条穿沙公路建成，南起鄂尔多斯市锡尼镇，北至巴彦淖尔市乌拉山镇，库布其沙漠“沙进人退”的历史开始逆转。25年后，这条公路总里程达4247公里，两侧绿化带像绿色绳索，将沙漠牢牢固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