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分论坛以“携手打击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全球公共安全”为主题。中国公安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了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领下，中方携手各方打击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取得的积极进展，特别是近年来中方先后与西班牙、阿联酋、缅甸、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老挝、泰国、柬埔寨等国开展执法安全合作，共有6.8万名境外涉诈犯罪嫌疑人成功归案。中方指出，当前刑事犯罪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传统犯罪加快向网上蔓延变异，以电信网络诈骗为代表的新型犯罪已成为世界公害和全球性打击治理难题。各国执法部门应进一步强化国际执法合作、完善办案协作机制、健全全球打击治理体系。中方倡议相关国家和地区共同建立国际反诈联盟，推动各方和国际社会携手应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治理问题，在更深程度加强理念互融、在更高层次实现交流合作、在更广层面推动防范治理，构建相互协同、普遍参与的全球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新格局。
起初，汪唯一也没少碰壁。她右胳膊上留有一道两厘米左右的疤痕，是在一次康复训练中被一位患有认知障碍的老人抓伤的。汪唯一说，这是一位72岁的奶奶，因患有神经疾病，她的双手始终保持着抓握状态，像“爪形手”，需要通过外界人为干预去松解肌肉，改善关节肌肉挛缩状态。但有一次康复训练过程中，汪唯一刚拿起老人的手，老人便开始反抗，手指甲死死地抠住汪唯一的胳膊，抠出一道血印子来。说起这件事，汪唯一很是平静，“你不能怪她，她就像个孩子，并不清楚自己在做什么”。
在天津的清遗民郑孝胥，9月19日通过日本《日日新闻》送来的号外知道了九一八事变的消息。对于九一八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的作为，9月21日，同样在野的郑孝胥在日记中有着类似的批评：“党人鼠胆，又不知立国之则，对此敌国，何谓抗议！应给护照与日本外交官，限三日出境，日本商民限一星期出境，然后敛兵待敌，犹可立国：不观比利时之抗德耶？”如前所述，九一八事变某种程度上相当于给了国民党政权以机会，但是，最终抓住这个机会的自然只会是满清的复辟力量。这一天，佟济煦来和郑孝胥谈到准备到奉天筹备复辟事宜，郑孝胥答道：“若得军人、商人百余人出任倡议，脱离张氏，以三省、内蒙为独立国，而向日本上请愿书，此及时应为之事也。”
乌拉特前旗站候车大厅吊顶以水蓝色和白色为主色调，以水波纹造型铺展开来，层叠起伏宛若滔滔碧波，在明亮的采光映衬下，展现出灵动舒展的空间之美。
1931年9月18日，蒋介石从南京出发，乘坐永绥号炮舰前往南昌督师“剿共”，至9月19日才抵达南昌。9月19日中，笔者目前仅见蒋介石于当天戌时（晚上七时至九时）给张学良发去一电，要求张学良对外辟谣，九一八事变并非起于我军破坏“南满铁路”。由此，大致可以推知，无论是蒋介石9月19日抵达南昌的时间，还是得知九一八事变的时间，应当都不会太早，尽管南京方面早在9月19日上午即已得知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了。得知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在日记中记下“内乱不止，叛逆毫无悔祸之心，国民亦无爱国之心，社会无组织，政府不健全，如此民族，以理论决无存在于今日世界之道”，可以看出他对于时局的判断。
作为新疆“一委两院”特约(特邀)监督员，王冠华将法律专业素养融入社会治理实践。在某职务犯罪案件听证会上，他敏锐指出“财务证据解释不足”，推动检察官重新梳理证据链；在参与纪检内部监督时，针对“笔录信息模糊”“物证保管不规范”等问题，提出的证据审查制度建议被纳入办案规范。
本次活动由中国驻济州总领事馆和济州特别自治道厅共同主办，中国驻韩国大使戴兵、济州道知事吴怜勋、道议会议长李祥奉、道副教育监沈珉澈出席活动并致辞，中国驻济州总领事陈建军、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海南省东方市市长卢胜、济州地方海洋警察厅厅长朴相春、中国海警局代表团以及中韩两国学者、友好团体、华侨华人、中资企业代表等出席活动。
“要真正了解一个地方的人文生活并不容易，因为它更多是藏在日常生活里。”在他看来，短视频的开放、包容、参与和互动的特性，展现人们生活的丰富多彩。每一个短视频都仿佛是一面镜子，反映出人们生活的真实面貌，传达出生活的细腻情感。“我在大陆这边参加活动后，不到三小时就能在台湾的社交媒体上看到短视频发布，效率极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