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开发意识的问题，我觉得需把握好“度”。一方面，部分衰落的古镇需要通过旅游激活，适当引入民宿、文化体验等业态，有助于恢复活力；另一方面，若开发过度，则会破坏古镇原有的生活肌理和文化氛围。因此，应提倡“可持续旅游管理”，平衡游客需求与居民利益，避免短期内过度商业化带来的负面影响。
另外，近些年受经济下行、大规模减税降费、楼市土地市场低迷等影响，地方财政收入受到一定冲击，而刚性支出有增无减。在财政收支矛盾不断加大的背景下，地方政府也有更大的动力加强征管，查漏补缺，依法依规征收该征收的税费。当然，税务部门也要同时落实落细减税降费政策，坚守不收“过头税费”红线。
常年打球的张先生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在郑钦文夺冠前的这几年，网球运动在大众层面一直是向上走的态势，加入网球运动行列中的人不断增多。”张先生分析，这也许跟网球是隔网运动有关，因此在疫情期间受到欢迎。
世纪之初，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迎接机遇的同时，开始面临全球竞争。浙江作为开放先行地，率先遇到“成长的烦恼”，一些企业频遭反倾销诉讼、贸易受阻，曾是支撑浙江经济发展关键力量的块状经济，结构性矛盾逐渐显现，多年形成的低成本、低价格优势持续弱化，“低小散”产业结构面临严峻考验。如何突围？
从整体来看，江浙地区在古镇保护与开发方面普遍做得较好，主要原因在于经济基础雄厚、旅游业起步早、市场成熟度高。长三角及珠三角地区的旅游热度较高，使得古镇具备较强的吸引力和可持续运营能力。相较之下，西部地区由于资金投入有限，部分古镇虽保持了较好的原生态风貌，但在知名度、游客量和经济效益方面仍存在一定差距。
像飞利浦一样，一大批外企正不断扩大在华布局，建立起从研发、制造到服务的完整价值链。它们在华供应链伙伴动辄达千家，特斯拉、大众、通用等跨国汽车企业的零部件本地化采购率已达90%以上……正如松下集团全球副总裁本间哲朗所说，只有通过“接地气”的方式开展在华业务，才能获得长足发展、打造全球竞争力。这也进一步印证了：下一个“中国”，还是中国。
曾文莉说，“要发展网球经济和其他体育经济，我们要思考一下，是否已将体育产业充分市场化，运动员的商业价值是否已充分释放，对体育产业、体育经济的杠杆作用是否已充分发挥。”她表示，“我们应该为明星运动员的商业活动营造更好的舆论环境、政策环境和制度环境。”
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10多次到义乌并数次深入小商品市场调研。他这样概括“义乌发展经验”：“这个地方，既不临海也不临边，怎么就变成了全世界的一个贸易中心呢？是因为义乌人做到了‘无中生有’‘莫名其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