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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最终落在实处的“不抵抗主义”当时在邵元冲等国民党要员的内心中、在一般民众的观感里乃至于在后来的历史叙述中自然是十分负面的，但是，就外交与宣传层面而言，既然“不抵抗主义”的后果一时已难以逆转，当时在字面上强调中国方面持“不抵抗主义”，也并非没有道理。9月28日，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王正廷即因此事受到了国民政府监察院几名委员的弹劾，他们称：“王正廷未加调查，竟自认日军与华军冲突，授日人以口实，实属丧心病狂，卖国媚外。”而在此前，邵元冲即向蒋介石进言要求撤换王正廷。

　　会商要求，要紧盯台风发展态势、移动路径、降雨落区，强化预测预报和会商研判，做好短临强降雨监测预警，及时发布预警信息直达一线。要严密防范山洪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督促指导地方及时转移受威胁群众，做到应转早转、应转尽转、应转快转，确保人员安全。要强化流域水库群调度，充分做好东江、北江等流域水库群调度运用准备，适时拦洪削峰错峰，最大限度发挥水库防洪减灾效益。

　　在朋友推荐下，张女士来到南京市第一医院神经内科就诊。张女士向高擎描述，症状只在夜晚睡觉时出现，发作时控制不住想活动双腿，活动后不适感立刻缓解。高擎对张女士进行了体格检查，并未发现她下肢存在肌肉疼痛、痉挛、水肿、静脉曲张等异常表现。“您这种情况，高度怀疑是‘不宁腿综合征’。”

九一八事变以后的上海，聂耳看到，日本商店在门口贴上标语表示庆祝，日本驱逐舰开来保护侨民，虹口一带日本警察密布，日本人在汽车上插有带标语的旗帜进行示威，想必这一现实中的刺激也是当时在上海的一代左翼青年的共同记忆。关于中秋节，聂耳则在日记中写道：“可怜我们这些无家可归的人，如此凄凉地去度中秋……别人都出去，看的看电影，游的游公园，只有我老守在家里看《作曲法》。”

　　本届博览会会展面积1.6万平方米，规模创历史新高，设投资贸易区、装备制造区、外省特色消费品展区、科产金专区和11个市专业镇展厅。

　　在经贸合作方面，周锡玮认为大陆不仅有着广阔的市场，而且产业水平已达到世界先进，台湾企业西进大陆后，将和大陆企业形成良性竞争。这种竞争有助于激发创新，因为市场可以无限扩展，只要产品优质，就不乏需求。“旺旺集团把大陆当作生存成长的家园，如今在大陆发展良好，员工中既有台湾人也有大陆人，这就是两岸一家亲的体现。”他说。

9月22日，蒋作宾在抵达东京以后，由日本的“亲华派”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告知，广东方面的代表陈友仁曾来东京，向币原喜重郎允诺“拟将满洲利权一切赠送日本为交换条件”，为币原喜重郎拒绝后，“又拟向军部方面转送”。宁粤对峙期间，在九一八事变以前陈友仁即代表广东方面前往日本交涉并非秘密，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下野，广东方面入主南京国民政府中枢，便主导对日直接交涉，并大幅度让渡我国在东北的权益。总而言之，像这样表面高举抗日旗帜，实则由利益驱动，同时在私底下与日本关系暧昧甚至是乞援并割让权益的地方派系数见不鲜，就连日本方面也对此不以为然：“是完全为权位之争，如此无定见、无主张，认为政治上不够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