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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变化和什么有关？我形容今天中国进入了一个“后城邦化”的时代。如果去希腊旅游就明白，城邦时代是什么年代？用亚里士多德的名言说“人都是城邦的动物”，人都是政治的动物，都要关心政治，必须和家国天下这些大事绑在一起，这就是城邦的动物，80、9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都是城邦的动物。今天年轻一代是“家事国事天下事，关我屁事”，不再关心这些话题。他们开始有点像希腊后城邦哲学伊壁鸠鲁主义，关心的是自我、快乐，这才是最重要的，或者是犬儒哲学，最重要的是要回到自我，这就是后城邦时代。整个和城邦生活开始解绑、脱钩。这是这些年至少在年轻一代中发生的变化。

　　2025年上半年，发达经济体普遍面临增长动能减弱的严峻挑战，增长势头弱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更为深层的是，发达经济体的内生结构性困境在关税逆风中被进一步放大。

　　历史经验一再证明，关税壁垒从来不是解决经济结构性问题的有效工具。20世纪30年代美国出台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不仅未能挽救国内产业，反而导致全球贸易急剧萎缩，加剧了经济大萧条的灾难性后果。突破困境的根本出路在于加强国际宏观政策协调，推动国内结构性改革，而非筑墙设垒。发达国家需率先反思其贸易政策逻辑，摒弃零和思维，以开放合作的态度重塑全球经贸秩序，才能真正摆脱当前的增长困境。

　　笔者跟多位省级、市级税务人士交流得知，目前并没有全国性查税部署。一些地方根据当地税收大数据风险提示等对个别企业查税，是日常工作，也是税务部门正常履职。毕竟税务部门主要负责税收、社会保险费和有关非税收入的征收管理，发现偷逃税、少缴税行为，理应依法制止，否则就是渎职。

　　中国农业银行副行长 林立：增加个人信贷供给，重点助力健康、养老、旅游、教育等热点领域消费增长。个人消费贷款期限由最长5年延长到7年，对暂时遇到困难但具有良好还款意愿的客户，我们提供“一键续贷”“无还本续贷”等多样化续贷工具。

　　“如果当年没有这条由延安经新疆到莫斯科的道路，很多领导同志就无法往来延安与莫斯科，很多药品、很多情报，可能就永远到不了前线。”新疆社会科学院新疆工作研究院院长、研究员买玉华指着一张1939年的老照片说。照片里，周恩来右臂打着石膏，和邓发、孩子们一起坐在办事处门前——他正是经这条“红色交通线”离开延安，前往苏联疗伤的。

　　1937年下半年，八路军开始在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李林所在的晋绥抗日根据地，是矗立在陕甘宁边区门户上一道难以逾越的屏障，使日寇始终无法越过黄河进犯陕甘宁边区。那是艰苦的年代，边区军民不仅要与敌人殊死搏杀，更要自力更生、发展生产，对抗敌人的“以战养战”。艰苦绝卓的环境里，要夺取胜利，必须依靠群众，发动群众，武装群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