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30日表示，两天前以色列国防军对胡塞武装高级官员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沉重打击”。卡茨还表示，以色列袭击也门导致胡塞武装行政机构负责人和其他几名高级领导人死亡“仅仅是个开始”。
上述两起事件，引起了一些企业人士的担忧。这些担忧包括是否存在全国性查税，不少企业担忧如果倒查多年需要补税，这对于经营困难的当下无疑是“雪上加霜”。
[环球时报报道 记者 倪浩]8月3日，郑钦文夺得2024巴黎奥运会网球女单冠军，实现中国选手在该项目上的历史性突破，也点燃了民众参与网球运动的热情，网球热度随之大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的专家认为，体育明星与体育经济会形成正向反馈：体育明星的示范效应会提振相关体育产业、吸引更多人参与到运动中来，大众的广泛参与则会成为“未来明星运动员”诞生的基石。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孙德立在会上介绍，全国年均举办抗战主题展览500余个，超过6000万人次观众走进抗战遗址和场馆。96个抗战遗址和场馆被列入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设立内地首个港澳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越来越多的抗战遗址和场馆成为理想信念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思想政治教育、国防教育的重要场所。
曹二宝指出，1938年，中共在香港接连设立三个重要机构。首先是1938年1月开张的“粤华公司”——不挂牌的八路军香港办事处(“香港八办”)，由廖承志出任主任。
许纪霖：解构一切。当时面临着的困惑就是知识分子何为的问题。我这本书里前几篇一直保留着，回答什么是知识分子，可以看到当年回应的是这些问题。当然不仅是我个人，整个知识分子阶层从90年代到2000年代初都在重新思考，重新寻找自己的位置，这才有当时重建人文精神这些东西。现在回想起来，知识分子是想重新给自己找到一个存在的合法性，原来的合法性没有了。这一部分不是我重点要述说的。但是今天当重新再问知识分子何为，时代变了。为什么变？简单地讲这个环境变了。
我后来跟他们一交流，发现上课的东西他们完全懂，他们知道，也在听。这个时候我发现他们和以前不一样了，你可以说他们不专注，但他们发展出了一种新的能力，用电脑术语说，就是“多任务处理”。现在的年轻人是多线程、多任务的，这也是今天冲浪阅读的方式。现在的人一天同时追几部剧，我们新媒体的生活方式不是单线程的。我觉得这是一种超能力，像《三国演义》里面的庞统就有这种能力。
当然，不同领域的情况不能一概而论。比如文学领域问题不是很大，因为文学本身就是提供情绪价值的，它有很多的主观性。什么文学是真实的？我们可以讨论。我不是绝对的权威，但是在某些领域，比如涉及国家安全、军事、外交，包括经济，甚至历史，都是需要非常严谨、系统性、专业化的知识的。当知识分子只考虑和粉丝的关系的时候，这是一个危机。他把这些东西变成了一种“吸粉”的手段，原有那些专业的知识就带来了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