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墩建成后，又一个难题随之而来。洛阳桥的桥面需要三百多条巨大石板，最大的一条长约11米，重达十多吨，在没有重型运载设备和钢铁吊臂的宋代，怎样才能丝毫不差地把这些石板架上石墩？
这是昌平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法律基层行”系列活动的首场培训。自今年6月“昌平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之家”落地城北街道以来，昌平区新联会与城北街道建立了多项合作机制，“法律基层行”正是其中重要一环。
刘智鹏指出，1941年12月25日港英政府投降后，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派武工队潜入香港，展开秘密大营救。他们清剿土匪、打通线路，将800多位中共领导人、民主党派人士和文化名人等护送出香港。“在这个过程中，游击队建立了在香港本地作战的基础，很多香港民众都参加了大营救。”
何马可长期从事文化教育的工作，在中国、德国和日本多地的高校和官方机构任教，进行跨文化交流项目和研究，他还曾在中德两国学习德国语言学、汉学和历史。中文流利的他，目前还研究“一带一路”和德国汉萨同盟之间的联系。在他看来，两者都是陆路交流，应借这种文化上的共性，培养换位思考的能力，促进相互了解中、德文化。
何马可：2014年，我第一次提出了Asiaropa（编者注：可直译为“亚欧”，不同于原来的Eurasia，即“欧亚”一词，Asiaropa突出亚洲的重要性。何马可在其个人上介绍Asiaropa时指出应将亚洲的知识应纳入欧洲教育体系，欧洲人需要用亚洲人的视角来关注自身，重视亚洲巨大的发展潜力），当时我从日本到德国旅行，途径欧亚大陆。
这件袍服不仅是一件服饰，更是丝路文化交流的见证。公元5世纪前后，新疆已形成疏勒、龟兹、于阗等纺织中心，在吸收中原丝绸技艺的基础上发展出本地特色。该袍虽产自新疆，却在质地、款式和工艺上与中原宋服极为相似，体现出丝路沿线在地域文化与审美上的深度融合。
第三阶段是两场世界大战后到21世纪初。一战后，德国有非常强的文化交流环境，民族主义的失败推动对东亚和亚洲哲学的研究发展，雅斯贝斯、布莱希特、黑塞等人对道家思想等很有兴趣，发表了出色的文学作品。尽管如此，西方人浓厚的优越感还没灭掉：纳粹主义将民族主义思想推向了最大的灾难。
记者：近年来，香港特区政府持续加强香港抗战历史推广教育工作，不仅于2024年成立香港抗战及海防博物馆，亦修缮保护抗战历史遗迹。如果请您推荐香港最值得一去的抗战纪念设施，您会推荐哪一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