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商朋友们应充分把握这些机遇，将自身在科技、管理等方面的优势与重庆的产业基础和市场潜力相结合，共同参与到重庆的高质量发展中。”毛治国表示，他相信，通过深化合作，台商能够充分分享重庆成长的机遇，实现互利共赢。
九一八事变以后的上海，聂耳看到，日本商店在门口贴上标语表示庆祝，日本驱逐舰开来保护侨民，虹口一带日本警察密布，日本人在汽车上插有带标语的旗帜进行示威，想必这一现实中的刺激也是当时在上海的一代左翼青年的共同记忆。关于中秋节，聂耳则在日记中写道：“可怜我们这些无家可归的人，如此凄凉地去度中秋……别人都出去，看的看电影，游的游公园，只有我老守在家里看《作曲法》。”
虽然是第一次来重庆，毛治国对这座山城却早有关注，在他印象中，重庆不仅地处长江、嘉陵江交汇处，推窗可见青山秀水，还有厚重的抗战文化。此次到访后，他更为重庆的城市规模、产业基础、人文生态优势等感到“惊艳”。
“老师，我能行。”小钢踏上求职路时的情形，陈荣枢一直记得。“尽管重修过环评课程，但他利用实习机会主动跟着老师傅跑现场，学到很多实操经验。”陈荣枢说。
此时蒋介石需要面对的尚不止于此，1931年的长江洪灾，14.5万人因此死亡，在9月18日坐船离开南京时，蒋介石即看到“下关街中水深三尺”，而“甚为忧虑”。此时，国力高出中国许多倍的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南京国民政府在事实上采取“不抵抗政策”，并寄希望于诉诸国联等外交手段便不足为怪了。整体上，即如台湾学者黄自进所说：“九一八事变事出突然，事前国民政府及东北当局皆无预警。不过，在面对东北危局，以避战为首务却是蒋介石与张学良的共识。是以，无论关东军如何挑衅，东北军皆低调回应，不得将争端扩大，是蒋介石与张学良的共同对外决策。”
作为农业大省，河南正借此举措破解乡村发展瓶颈。譬如，该省焦作山阳区原本分散在山区的576亩永久基本农田被集中调整至平原区域，通过“林耕置换”实现规模化集聚，耕地单图斑面积从13.8亩增至41.7亩，农业规模化经营基础形成；郑州中牟县狼城岗镇1500亩设施农用地经整合后，由项目实施主体将温室租赁给花卉种植企业，不仅带动超2000人就业，每年为村集体增加31万元收入。
柏林9月18日电 德国联邦议院17日举行一般性辩论。德国总理默茨当日在发言中提出进一步改革计划，呼吁民众为迎接深刻变革做好准备。
其时身在北平的张学良，9月19日的卯时（上午五时至七时）即收到了辽宁省政府主席臧式毅与张学良的参谋长荣臻有关九一八事变的消息，并于当天上午接受了媒体的采访。然而，就蒋介石在9月19日给张学良的致电来看，蒋介石在发电以前尚只是通过上海方面的来电得知九一八事变发生的消息，尽管张学良在此前至少已给蒋介石发来两电告知。也许是因为蒋介石抵达南昌后，各方发来的电文太多，蒋介石尚未来得及一一批阅；也许是因为各种原因，蒋介石此时尚未收到张学良发来的电文。值得注意的是，张学良在这一天的致电与受访中，均强调对于日军的侵略，东北军采取“不抵抗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