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要看到，当前外部环境复杂多变，我国经济持续回升向好的基础仍需巩固，人民群众生活中还存在不少急难愁盼问题。拿住房来说，城镇化进程中，大量老旧社区亟待维护改造；再看养老领域，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但养老护理人员缺口较大，养老服务供给仍需加强。民生需求是最真实、最迫切的市场信号。只有尽力减少人们的后顾之忧，才能充分释放消费潜能，为经济发展增添活力。
对于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军的反应，在当时信息交流不畅的情况下，邵元冲所说未必精确。黄自进将日军的两轮进攻下东北军的反应分别概括为：投降、撤离、放弃抵抗而武装突围、积极抵抗力竭突围、积极抵抗壮烈牺牲；不抵抗而投降、不抵抗而撤退、奋起抵抗力竭投降。表面上来看，黄自进指出这些差异“正显示命令（指‘不抵抗政策’）的本身并没有严格的规范，应如何解读命令的内涵，似乎因人而异”。但在根本上，黄自进认为问题出在无论是南京国民政府还是张学良，对于许多东北军与东北地方政府已无法真正控制，亦即他们“在事变的初期就无意效忠张学良”。
由此可见，最终落在实处的“不抵抗主义”当时在邵元冲等国民党要员的内心中、在一般民众的观感里乃至于在后来的历史叙述中自然是十分负面的，但是，就外交与宣传层面而言，既然“不抵抗主义”的后果一时已难以逆转，当时在字面上强调中国方面持“不抵抗主义”，也并非没有道理。9月28日，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王正廷即因此事受到了国民政府监察院几名委员的弹劾，他们称：“王正廷未加调查，竟自认日军与华军冲突，授日人以口实，实属丧心病狂，卖国媚外。”而在此前，邵元冲即向蒋介石进言要求撤换王正廷。
同时，对于外交部对日本方面的抗议，邵元冲指出：“阅其内容，起首即有据报日军侵入沈阳与华军冲突等语，尤为贻人口实。”于是，国民政府决定根据张学良的通电中的“不抵抗”重新向日本抗议。诚如邵元冲所说，在9月19日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给日本驻华公使的抗议中，的确是说“与沈阳华军冲突”。而在9月20日的抗议中则改为“中国军队绝未抵抗”。
朱美芳透露，未来，合作团队将持续深化相关研究，通过构建大型电磁线圈阵列，旨在打造高强度、动态可调的磁场环境。同时，结合微型磁针阵列及闭环运动控制策略，力求在复杂组织内部实现安全、精准、实时的导航与感知解耦控制。团队期望未来能与更多应用单位开展紧密合作，加速推动该技术的实际应用。(完)
作为00后，汪唯一从不觉得与老人相处是种负担。“我从小跟爷爷奶奶长大，跟他们交流就像跟我爷爷奶奶交流一样。”家里的四位老人相继去世，她似乎将未曾释放的思念，悄悄投注到了工作中去。
一、提高风险防范意识。提前了解乌当地社会治安、生活习俗、交通天气等相关信息，做好目的地攻略，及时留意并防范安全风险。在机场打车选择官方软件或平台，避免乘坐非法运营车辆。严格遵守乌交通法规，避免闯红灯、酒驾、疲劳驾驶、无证驾驶等行为。
与前文蒋介石一度的乐观类似，蒋作宾亦认为日本“其败必矣”，并认为国联与美国的干涉卓有成效。然而，9月26日，蒋作宾得知国联否决了派员来东北调查的提案，对此他认为：“日方可谓大占胜利。吾国首席代表（施肇基）为洋员利用，又被国联秘书厅操纵。”值得指出的是，在此之前，即有人对外交手段不抱有希望。9月22日，当时在清华大学任教的蒋廷黻针对九一八事变发表讲演，他认为治标方面，唤起国际同情不会有什么效果，宣战则必败，唯一能做的只有抵制日货了；治本方面，“在于民族与个人之根本改革”。蒋廷黻所言的确切中后来的发展态势——外交失败、对日军侵略一再忍让，国内经常抵制日货，蒋介石并发起了新生活运动。白坚武亦认为“急初别无良法，惟有以卧薪尝胆之精神，期以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再雪此耻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