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像革命战争年代那种血与火的生死考验少了，但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仍然在继续。前无古人的事业，绝不会一帆风顺，越是艰险越向前。
我们今天讲的知识分子指的是一个公共空间，公共空间最大的问题是如何重建公共性。在专业领域，我们说的都是学术黑话。学术黑话我和严老师都会说，我们今天晚上如果用学术黑话交流，我相信你们都后悔这么热的天跑来听一场听不懂的 “黑话大会”。如果把学术内容还原为大白话，用我的话讲叫“人说话”，这恰恰是公共空间的规则，必须遵守。
许纪霖： 2003年这本书出版的时候，事实上我要回应的是90年代到2000年初第一次知识分子面临何去何从的问题，和今天有点不一样。改革开放以后知识分子迎来了春天，80年代知识分子天然认为自己是精英。90年代，特别是1992年以后中国知识分子第一次碰到了一个何去何从的问题，为什么？当时知识分子碰到三个挑战：
有记者提问：8月29日，美国商务部将英特尔半导体(大连)有限公司、三星中国半导体有限公司以及SK海力士半导体(中国)有限公司移出“经验证最终用户”授权名单。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上述两起事件，引起了一些企业人士的担忧。这些担忧包括是否存在全国性查税，不少企业担忧如果倒查多年需要补税，这对于经营困难的当下无疑是“雪上加霜”。
买玉华说：“今天，我们用手机一秒就能发一条消息，可别忘了，80 年前，这条消息的传递，靠的是一群人在风雪里走出的生命线。红色交通线的畅通，加强了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共产国际的联系，消除了共产国际对中共中央的误解，增进了共产国际对中共中央的了解，对中国革命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我后来跟他们一交流，发现上课的东西他们完全懂，他们知道，也在听。这个时候我发现他们和以前不一样了，你可以说他们不专注，但他们发展出了一种新的能力，用电脑术语说，就是“多任务处理”。现在的年轻人是多线程、多任务的，这也是今天冲浪阅读的方式。现在的人一天同时追几部剧，我们新媒体的生活方式不是单线程的。我觉得这是一种超能力，像《三国演义》里面的庞统就有这种能力。
于是，当中华文化的光华在华文学校的朗朗书声里照亮她，当爱国主义的思想在陈嘉庚先生创办的集美学校里浸润她，当追求进步的薪火在上海爱国女中的氛围里淬炼她，当共产主义的理想在北平民国大学的熔炉里点燃她——这一切，让那早已深植于心的民族意识破土而出拔节生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