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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在新的起点，王冠华对新疆法治建设有更深远的期待：“完善社会稳定法规体系，强化营商环境法治保障，让每一起案件都彰显公平正义。”他建议推动“数字法治”建设，将5G、区块链技术融入法律服务，让帕米尔高原的牧民与乌鲁木齐的市民同等享受智慧法治便利。

　　进一步改进工作作风，严格要求自己，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强化“国家队”意识，努力以优秀作品向着艺术“高峰”不断攀登。

　　“留置期间，蔡燕蒙交代了自己通过向魏锋行贿，在违规拆迁安置中获利的问题。”代振宇介绍。在老百姓眼中，蔡燕蒙是当地出了名的“拆迁黄牛”，他通过非法购买待拆迁房屋、违章搭建等手段，获取不法利益，背后的重要“靠山”就是他的“干亲”魏锋。去年9月19日，蒙城县纪委监委对魏锋涉嫌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并采取留置措施。

　　坚持因地制宜、科学抗旱，河库灌区及时开闸放水，增加流量，采取疏通渠道、维修涵闸等措施，做到远送多浇、有水可浇；引黄灌区根据抗旱需水情况，及时开闸放水，争取多引黄河水；平原灌区发挥机电井作用，采取有效措施保障机井通电，并组织投入各类排灌机械179.4万台，努力增加抗旱播种面积。丘陵岗区利用坑、塘、堰、坝等小型水利工程组织抗旱播种。夏播以来，全省累计抗旱浇水7977.3万亩次，播种进度与常年相当。

对于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军的反应，在当时信息交流不畅的情况下，邵元冲所说未必精确。黄自进将日军的两轮进攻下东北军的反应分别概括为：投降、撤离、放弃抵抗而武装突围、积极抵抗力竭突围、积极抵抗壮烈牺牲；不抵抗而投降、不抵抗而撤退、奋起抵抗力竭投降。表面上来看，黄自进指出这些差异“正显示命令（指‘不抵抗政策’）的本身并没有严格的规范，应如何解读命令的内涵，似乎因人而异”。但在根本上，黄自进认为问题出在无论是南京国民政府还是张学良，对于许多东北军与东北地方政府已无法真正控制，亦即他们“在事变的初期就无意效忠张学良”。

对于九一八事变的发生，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认知。新政学系的核心人物之一，也是被许多人目为“亲日派”、“日本通”的黄郛在9月19日晚上由张群电话告知九一八事变的消息，黄郛这一天在日记中称：“回忆六月初旬，时岳军（张群）在北平，曾有一函致岳军，对时局加以三点注意。其第二点即说对日外交应稍转变，若操之过急，恐日人乘我南部有事时，在满洲有所动作牵制张汉卿（张学良），令其不能戮力关中，镇压北部。又于八月初旬，君怡（沈怡）由山回沪时，托伊转达岳军……兄宜十分对外慎重……两次进言毫无回声，今事隔四阅月，而居然难作。岳军电且有促我早日返沪之意，事已至此，返沪有何用处。言念前途，真是心痛。”

对于如何处置及其可能的走向，或寄希望于国际社会，或准备对日交涉，或呼吁开战，或决定忍耐，或干脆什么都无所谓了，甚至还有认为这将发展为“日俄之战”的（这一说法尽管今天看来没有成为现实，但是却一直是当时国人思考未来发展的一大重要考虑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