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1日,聂耳尚在睡梦中,就听到许多人叫嚷着日军到天津、北平了,原来是来自这一天的《时报》的相关内容。看完《时报》后,聂耳在日记中写道:“日帝国主义的侵略,全是有准备、有计划的,报纸上还说什么‘……不过是下级警民的冲突,日政府对中国是没有一点敌意的’。他妈的!这种不可隐蔽的事,你到如今还要来欺骗人!”聂耳此时的看法很能代表当时中共以及一般的左翼知识分子的看法。
对于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军的反应,在当时信息交流不畅的情况下,邵元冲所说未必精确。黄自进将日军的两轮进攻下东北军的反应分别概括为:投降、撤离、放弃抵抗而武装突围、积极抵抗力竭突围、积极抵抗壮烈牺牲;不抵抗而投降、不抵抗而撤退、奋起抵抗力竭投降。表面上来看,黄自进指出这些差异“正显示命令(指‘不抵抗政策’)的本身并没有严格的规范,应如何解读命令的内涵,似乎因人而异”。但在根本上,黄自进认为问题出在无论是南京国民政府还是张学良,对于许多东北军与东北地方政府已无法真正控制,亦即他们“在事变的初期就无意效忠张学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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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对于外交部对日本方面的抗议,邵元冲指出:“阅其内容,起首即有据报日军侵入沈阳与华军冲突等语,尤为贻人口实。”于是,国民政府决定根据张学良的通电中的“不抵抗”重新向日本抗议。诚如邵元冲所说,在9月19日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给日本驻华公使的抗议中,的确是说“与沈阳华军冲突”。而在9月20日的抗议中则改为“中国军队绝未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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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蒋介石需要面对的尚不止于此,1931年的长江洪灾,14.5万人因此死亡,在9月18日坐船离开南京时,蒋介石即看到“下关街中水深三尺”,而“甚为忧虑”。此时,国力高出中国许多倍的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南京国民政府在事实上采取“不抵抗政策”,并寄希望于诉诸国联等外交手段便不足为怪了。整体上,即如台湾学者黄自进所说:“九一八事变事出突然,事前国民政府及东北当局皆无预警。不过,在面对东北危局,以避战为首务却是蒋介石与张学良的共识。是以,无论关东军如何挑衅,东北军皆低调回应,不得将争端扩大,是蒋介石与张学良的共同对外决策。”
“中华文化是两岸共同的情感归宿,更是世代相传的宝贵财富。”周锡玮表示,台湾同胞要记得自己根在哪里,不能忘记中华文化。他认为,目前国际上对中华文化的了解仍有不足,两岸可以在文化方面加深合作,携手将中华文化推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