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一些古镇交由专业运营公司管理后，虽然在基础设施维护、日常管理等方面表现良好，但若缺乏监管，也可能出现“唯利是图”的倾向，追求短期经济效益而忽视长期文化价值。因此，必须建立清晰的开发边界与制度安排，确保文旅开发过程中保留一定比例的原住民，实现游客与本地居民的共存共荣，这是古镇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今年4月，司法部赋码“001”号商事调解组织落户上海，上海东方国际商事调解院成为全国首家在司法行政机关登记的商事调解组织。为进一步深化商事调解制度改革，上海在全国率先出台《上海市促进浦东新区商事调解规定》，在探索建立既有中国特色又与国际接轨的商事调解制度规则中迈出重要一步。
张广汉：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古镇旅游仍处于发展期，前景广阔。游客对自然风景和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的兴趣持续高涨。从整体趋势来看，古镇旅游的发展“黄金周期”预计可达20年左右。
在筚路蓝缕、披荆斩棘的创业创新历程中，“四千”精神引领着无数浙商从一个个不起眼的小生意做起，将“小生意”谈成了“大买卖”、“小商品”汇成了“大市场”、“小作坊”变成了“大企业”。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之江新语》“不畏艰难向前走”一文中所言，“浙江之所以能够由一个陆域资源小省发展成为经济大省，正是由于以浙商为代表的浙江人民走遍千山万水、说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吃尽千辛万苦，正是由于历届党委、政府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大力支持，放手发展”。
从努力探索推进制度型开放，到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从打造高能级开放平台，到构建对外开放战略高地……在复杂的国际经贸环境下，浙江苦练内功，不断提升政府服务水平，汇聚优质要素资源，厚植高水平对外开放沃土。
反观当下众多新建或改造的“仿古古镇”，大多由设计单位进行一次性整体规划，缺乏真实历史演变过程中所形成的细节差异。这种工业化、标准化的建设方式，使得建筑群落显得单调刻板，缺乏历史的厚重感与文化的生命力。加之各地之间的相互模仿，进一步加剧了古镇景观同质化的趋势，使得游客无论走到何处，看到的古镇都似曾相识。
当湖南大庸古城25亿元投资遭遇日均不足20人的客流反差，当各地“假古镇”陷入招商停滞、商铺空置的困境，中国古镇开发正迎来历史性转折时刻。
因此在不断强化税收征管的同时，应该同步适度推进税制改革，适度降低名义税率，让企业实际税负维持在一个合理水平，同时国家财政收入也并不会由此减少，进而实现良性循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