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认为，“蒙元对外政策的发展过程中，有两大思维要素起着重要的支配作用：一是所谓成吉思汗要求后世子孙不断进征的‘大札撒’，二是蒙古人欲征服世界的‘天命观’。”能具体介绍一下吗？这两大要素在其征服的过程中是怎么体现出来的？比如蒙元使臣对外交往中见杀、遭囚，然后武力征服的模式，与此有关吗？
“那时晚八点档，全台湾多少人守着看《包青天》。”在合肥生活12年的台湾国学教授朱荣智记忆犹新。如今台湾云林、彰化、台北等地的包公庙，与合肥的包公园遥相呼应，成为两岸文化交流的鲜活注脚。
郑焕钊认为，阅读形式不断推陈出新，是当下数字经济和数字文化发展的一个缩影。无论是电子书、有声读物还是视频讲书，都是适应当下数字文化发展的具体阅读形式，也适应了网生代青年群体数字阅读的习惯。
今年3月1日，泰国佛统大乘寺举办“庆祝中泰建交50周年暨恭请六祖圣像供奉仪式”。诗琳通公主出席活动，并为“泰国汉传佛教文化交流中心”及“崇圣大乘佛经中泰翻译组”揭牌。广东佛教协会会长明生法师率团参加，并向泰国汉传佛教文化交流中心赠予1600余册佛经经典。
“《海鸥》之于莫斯科艺术剧院，就相当于《茶馆》之于北京人艺。”许子东坦言，自己还没有看过这部戏，“但我知道它很有名。斯坦尼当初导演完《海鸥》，就慢慢形成了一种戏剧表演体系，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就像北京人艺有《茶馆》，一个剧院有一部这样的戏，它是一个永远的经典。”
我一直倾向于避免将“统一中国的战略”这种意识或观念置于北方游牧人群身上。我在书中梳理从匈奴到蒙古北方游牧政权南进的历程，主要就是想揭示北方游牧政权及其所建王朝对于南进的意愿其实并不强烈。将游牧人群塑造为必欲南进的典型形象，南宋可能是一个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时代。1210年代中期，南宋面对蒙古在北方强势崛兴并肆力攻金，就是鉴于之前苻坚、太武帝与海陵王这几位帝王南进历史所生发出的一种警觉意识，认定蒙古肯定会灭金且在此之后也必定要南下攻宋。宋人的这种观念对后世的历史叙述有不小的影响。
元下江南的历史结局为人们所熟知，历史的最终走向是元灭南宋，因而反对灭宋的相关史料记载必定寡少。不过，据《刘武敏碑》载，刘整“始上书策宋必平，时廷臣哗然异之，以为虚国病民，未见收其成功可岁月计者，不谋一喙”。“廷臣哗然异之”之谓，可窥见当时反对灭宋者不在少数！许衡也明确反对灭宋，“襄阳下，上欲遂有江南，先生以为不可，其辞甚秘”。忽必烈于灭宋前夕的谨慎以及诸种担忧，正折射出他在灭宋问题上的犹豫。
世界经济论坛官网17日刊文称，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动汽车市场，中国车企生产的电动汽车占全球电动汽车总产量的一半以上。而在这一市场上，墨菲和其他分析师认为，美国车企当下很难抵挡中国自主品牌的实力。墨菲说，消费者现在对中国自主品牌的“忠诚度”很强，尤其是在美国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超过100%的关税后，这种“忠诚度”可能会变得更加强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