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形势同样为降息创造条件。一方面，通胀和内需虽仍处于较高水平，但正逐步转向更为温和的增长节奏。相关数据显示，今年4月至5月，俄居民消费和投资活动呈现平缓减速态势。企业调查数据表明，需求的整体扩张速度慢于去年。另一方面，劳动力市场有了更多缓和迹象，出现用工短缺现象的企业占比持续下降，缩减班次的工厂数量有所增加。
但《纽约时报》援引两名未透露姓名的印度高级官员的话称，印度政府进口俄罗斯石油的政策没有变化。其中一人表示，政府“没有指示石油公司”停止从俄罗斯购买石油。
世界卫生组织社会联系委员会提出了一项全球路线图，该路线图围绕五个关键支柱构建而成——重点涵盖五个关键领域：政策、研究、干预、测量和公众参与——制定将社会联系纳入健康、教育和就业计划的国家政策；加大对相关研究的投入，以更好地了解哪些措施有效；扩大具有文化针对性且成本效益高的干预措施的规模；收集更优质的数据来追踪问题并衡量进展；以及建立一个全球性的运动来改变态度并减少歧视。
人文经济学是对反映和表达西方现代化资本逻辑诉求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理性人假设”造成的“人文悖论”弊端的超越。西方经济学创始人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规定经济领域中的“理性人”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主体，即“资本人格化”。而与此相对的是他在另一部著作《道德情操论》中着力阐明的：人的社会本性为富有道德情怀、伦理规范和人文诉求的文化主体。然而，亚当·斯密将“理性人”与“道德人”一分为二，人文要素被排斥在经济学领域之外，这就是西方经济学始终无法摆脱的“人文缺失”“人文悖论”弊端的根由所在。这一弊端被苏联经济学家卢森贝在《政治经济学史》一书中称为“斯密之困”或“斯密问题”，本质上就是两者断裂的“人文缺失”“人文悖论”。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西方经济学的根本弊端源于资本与劳动的对立，造成“漠视人”、人的“自我分裂”与“资本人格化”等“全面异化”。人文经济学从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根基出发，以“社会人”“文化人”作为出发点，超越了西方经济学的孤立个人“私有本位”与“资本拜物教”的藩篱。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需要，成为人文经济学建立的理论前提。对此，习近平同志曾在《之江新语》中指出：“人，本质上就是文化的人，而不是‘物化’的人；是能动的、全面的人，而不是僵化的、‘单向度’的人。人类不仅追求物质条件、经济指标，还要追求‘幸福指数’；不仅追求自然生态的和谐，还要追求‘精神生态’的和谐；不仅追求效率和公平，还要追求人际关系的和谐与精神生活的充实，追求生命的意义。”“文化人”本身的全面需要，弥合了“人文悖论”鸿沟，不断推动着全面生产和全面供给，通过人的全面价值创造的经济活动扩展为“全面社会价值交换理性的人择原理”，取代了西方经济学抽象的“理性人假设”和“物用价值论”，这就是坚守唯物史观的人民主体性立场，创造“人文回归”逻辑的人文经济学。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人文经济学是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的经济学表达，更是唯物史观以人民为中心根本立场在新时代的创新和发展，表现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一思想主张也反映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一条发展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成果由人民共享，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的“共同富裕”道路。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更是人文经济学“人文回归”的根本宗旨。
近年来，各地区各部门加快推进旅游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出更加丰富的优质供给，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呈现勃勃生机。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达32.85亿，同比增长20.6%；出游花费达3.15万亿元，同比增长15.2%。文旅市场日新月异的变化，汇聚成我国文旅产业发展壮大、转型升级的壮美图景。
近年来，“深圳出品”频频出圈出海，实现口碑票房双丰收，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这是深圳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勇担新的文化使命，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双创”的精彩实践，也是发挥深圳的特点和优势，以市场化运作对“文化出海”新路的成功探索，让世界重新认识这座“创新之城”的文化爆发力。
《意见》明确指出，劳动教育要体现时代特征，“适应科技发展和产业变革，针对劳动新形态，注重新兴技术支撑和社会服务新变化。”当前，大学劳动教育多局限于人造场景、模拟场景，因与真实劳动环境存在显著差异，难以完整呈现劳动世界、劳动者、现代产业体系的真实性、复杂性与动态性，使得劳动教育的效果大打折扣。
大学劳动教育要因此引导学生深刻认识到“所谓全面发展……在于使每个人在精通自己所从事的专业的同时，还有兴趣和能力进入任何其他的认识领域”，必须不断提高未来适应各种不同劳动场景、不同职业情境、解决复杂问题所需要的必备品格与关键能力；只有不断提高适应未来职业发展与社会需要的综合性核心素养才有可能真正实现马克思所说的“随着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之“自由个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