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以后的上海,聂耳看到,日本商店在门口贴上标语表示庆祝,日本驱逐舰开来保护侨民,虹口一带日本警察密布,日本人在汽车上插有带标语的旗帜进行示威,想必这一现实中的刺激也是当时在上海的一代左翼青年的共同记忆。关于中秋节,聂耳则在日记中写道:“可怜我们这些无家可归的人,如此凄凉地去度中秋……别人都出去,看的看电影,游的游公园,只有我老守在家里看《作曲法》。”
五是坚持闭环管理,做到有问必答、有求必应。“双强行动”自开展以来,不断探索政企高效沟通机制,将闭环式落实贯穿活动全程。会上,部门负责人和企业家一对一答疑解惑,精准解读政策,对企业的合理诉求“马上就办”、现场答复;会后,省委统战部收集整理具体诉求和建议,协调相关部门研究办理,跟踪反馈形成工作闭环,并对参会企业家满意度进行调查,用服务企业的确定性精准性,提振企业直面当前困难的勇气,增强对未来发展的信心。
经查,王一新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结交政治骗子,对抗组织审查;违背组织原则,隐瞒不报家庭房产情况,在组织谈话时不如实说明问题,违规选拔任用干部并收受财物;违规收受礼金,接受私营企业主低价装修,利用职权为特定关系人谋取利益,搞权色、钱色交易;道德败坏;以权谋私,大搞权钱交易,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土地开发、项目承揽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
至9月24日,总体上,由蒋介石的日记可以看出,与邵元冲对国联与外交部的不满不同,他对于国联的仲裁抱有极大的希望,更认为“此实为一外交之转机,亦对内统一之良机,如天果不亡中国,则此次外交,尚不致失败也”。而对张学良方面试图单独与日本媾和、广东方面对自己步步紧逼不以为然。值得一提的是,蒋介石在此所指的“统一”,当不仅指广东方面,亦应包括东北。即如黄自进所说:“张学良的势力在东北的全面瓦解,对已与日本政府达成协议(这一协议后来并未落实)的国民政府而言,反而造就了蒋介石所领导的国民党势力可进入东北地区的契机。”只是,后来的发展未如蒋介石所想。
9月22日,蒋作宾在抵达东京以后,由日本的“亲华派”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告知,广东方面的代表陈友仁曾来东京,向币原喜重郎允诺“拟将满洲利权一切赠送日本为交换条件”,为币原喜重郎拒绝后,“又拟向军部方面转送”。宁粤对峙期间,在九一八事变以前陈友仁即代表广东方面前往日本交涉并非秘密,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下野,广东方面入主南京国民政府中枢,便主导对日直接交涉,并大幅度让渡我国在东北的权益。总而言之,像这样表面高举抗日旗帜,实则由利益驱动,同时在私底下与日本关系暧昧甚至是乞援并割让权益的地方派系数见不鲜,就连日本方面也对此不以为然:“是完全为权位之争,如此无定见、无主张,认为政治上不够格。”
已经加入共青团与反帝大同盟的聂耳当时在上海,直到9月20日才通过报纸得知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他在明月歌剧社工作的同事当天谈到九一八事变时,“总是一些国家主义的观念”,聂耳在日记中批评道:“他们就不知道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必然会来的动机和导火线,现在有什么办法呢?望靠谁解决都是狗屁,什么国际联盟!它不是一样地在想找饮食吃。”
“积极管理你的核心业务,这真是一剂难吃的药。我们有很多艰苦的工作要做。”墨菲表示,虽然底特律汽车制造商需要重新思考在中国的经营方式,但美国电动汽车领导者特斯拉的情况略有不同,与传统的底特律汽车制造商相比,特斯拉在电动汽车零部件方面拥有大约1.7万美元的成本优势,这有助于该公司在中国市场的发展,使其有“更大的发展空间”。(汪品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