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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而言之,黄郛所言事实上是对当时南京国民政府所持的“革命外交”的批评。只是,黄郛未必是后见之明,但是九一八事变的后果却远甚于黄郛此前的预测,故而,九一八事变的发生可否能说是南京国民政府的革命外交所致呢?如台湾地区学者李恩涵所说,日军“不只拒绝对中国温和型‘革命外交’,予以同情,甚至要乘机一举以武力公然侵占中国的东北”。
比如,组建中国星网就是为了加快建设自主可控的卫星互联网,还有加快战略性矿产资源领域的有效整合融合,均体现了服务战略大局、维护国家安全的鲜明导向。
据《扬州日报》报道,这场特殊的体验,缘于今年8月高邮市委社会工作部召开的一场新就业群体座谈会。会上,当工作人员询问外卖小哥有什么诉求时,在场的小哥们纷纷表示:“现在挺好的,没什么特别诉求。”
1931年9月18日,蒋介石从南京出发,乘坐永绥号炮舰前往南昌督师“剿共”,至9月19日才抵达南昌。9月19日中,笔者目前仅见蒋介石于当天戌时(晚上七时至九时)给张学良发去一电,要求张学良对外辟谣,九一八事变并非起于我军破坏“南满铁路”。由此,大致可以推知,无论是蒋介石9月19日抵达南昌的时间,还是得知九一八事变的时间,应当都不会太早,尽管南京方面早在9月19日上午即已得知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了。得知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在日记中记下“内乱不止,叛逆毫无悔祸之心,国民亦无爱国之心,社会无组织,政府不健全,如此民族,以理论决无存在于今日世界之道”,可以看出他对于时局的判断。
对于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军的反应,在当时信息交流不畅的情况下,邵元冲所说未必精确。黄自进将日军的两轮进攻下东北军的反应分别概括为:投降、撤离、放弃抵抗而武装突围、积极抵抗力竭突围、积极抵抗壮烈牺牲;不抵抗而投降、不抵抗而撤退、奋起抵抗力竭投降。表面上来看,黄自进指出这些差异“正显示命令(指‘不抵抗政策’)的本身并没有严格的规范,应如何解读命令的内涵,似乎因人而异”。但在根本上,黄自进认为问题出在无论是南京国民政府还是张学良,对于许多东北军与东北地方政府已无法真正控制,亦即他们“在事变的初期就无意效忠张学良”。
过上美好生活,是人们的共同期盼;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的根本目的。翻看“十四五”国家账本,“数”里行间可见政策力度、尽显民生温度。
其时在山西汾阳的冯玉祥9月21日才从发来的电报中得知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中秋节这一天,用饭前冯玉祥让白英振先读一遍“山东案子”、“日本进兵歌”。饭后,张人杰评论道:“过节的习惯多人不忘,如对国耻亦能如此就有雪耻之日了。”纵观冯玉祥这几天的日记与相关文电,无不是高调主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