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先生告诉《环球时报》记者，近年来走入网球馆和网球场的人越来越多，这一现象在郑钦文夺冠后更加明显，其中尤以青少年人群为多。
北京8月31日电 “中国与俄罗斯：通向现代化之路(2025)”国际学术研讨会29日在北京召开。中国社会科学院秘书长赵志敏出席会议开幕式并致辞，俄罗斯科学院副院长马卡罗夫发表视频致辞。
两代人之间，时代不一样、知识结构不一样、精神气质不一样，产生摩擦、冲突也是很正常的现象，特别在今天讲到“前浪后浪”，我在书里面多次分析到这个问题。谁是前浪，谁是后浪？现在时代变化太快了，特别是互联网迭代，五年一次迭代，五年就是一个新时代。这不仅是中国，整个世界由于科技的发展，特别受到互联网网络的影响，迭代非常快，差异非常大。这就构成了某种意义上的永恒话题。
许纪霖： 先讲个人选择，在京沪两地的知识分子差异上我做过研究，我除了研究知识分子和中国文化以外，我还特别喜欢观察城市。上海和北京刚好是可以比较的空间。除了法国（法国巴黎独大），其他大部分的大国都有“双城记”。中国也是这样，一个北京，一个上海。我在书里面专门有一篇讲魔都和帝都，当然我是以特定的角度讲知识分子的不同。
我觉得知识分子确实要改变自己说话的方式，不能用过去的经验和语言。今天是多模态的时代，刚刚许老师说到播客、视频，包括文字也变成了微博，视频还有短视频，很多人对这个会有批判。我一开始也是批判，许老师纠正我，它在传播上肯定是有其优势，现代人接收信息的渠道早已不同。过去学习就是把一本书背下来，不整体也得整体。今天谁还会用背六经的方式？如今学生更关注“知识点”。他们不再追求系统掌握，而是先谈“点”，再谈“面”。许老师这本书里面绝对是一个网，它有线，有很多故事，还有很多的点，这个点和线、面、网怎么结合？新媒体当中有很多可圈可点的东西，比如经济学家用讲故事的方式吸引你的兴趣。
他说，皖南事变发生后，宋庆龄、何香凝等在港发布公开信，揭露真相，影响力不言而喻。“香港八办”引领他们“实现了周恩来当初的预想，打开了抗战文化活动的新天地”。
比如经济学家研究非常专业的经济问题，而今天有的卖课的经济学家非常有影响力，他把经济学切成一个一个日常生活的案例。这有用吗？有用。好玩吗？好玩。但是它完整吗？它是全部的真相吗？所以有人把它称之为“故事会经济学”，经济学变成了讲故事。而且在故事当中，他好像和他的读者建立了一种新的关系，他好像是一种新的知识共同体，变成了为读者提供情绪价值，变成了理财顾问。这个也是一种身份的转换，这里面整个架构悄悄地就转变了。
程衍樑：严锋老师已经谈得很深了，提出了很多富有洞见的观察。以我看来，二位老师都亲身经历了从移动互联网兴起前，到今天身处网红浪潮中的传统知识分子的转型过程，并且都属于转型成功的代表。80年代以来的很多名字，在大浪淘沙中有的已经消失，当然原因各不相同。许老师在2003年试图写这个题目的时候，您当时需要回应社会上的哪一种风潮？因为您在书里提到90年代曾是知识分子讨论非常丰富的时期。这本书当年出版的时候，是为了回应当时的那一波风潮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