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霖： 2003年这本书出版的时候，事实上我要回应的是90年代到2000年初第一次知识分子面临何去何从的问题，和今天有点不一样。改革开放以后知识分子迎来了春天，80年代知识分子天然认为自己是精英。90年代，特别是1992年以后中国知识分子第一次碰到了一个何去何从的问题，为什么？当时知识分子碰到三个挑战：
“台湾民意基金会”今日（6月18日）公布最新民调，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声望为48.2%，相较上个月重挫 9.8 个百分点。该基金会董事长游盈隆表示，在台湾，一个百分点代表 19.5 万人，10 个百分点代表近 200 万人，上任不到一个月，流失近200万人支持，是一个严重的警讯。
笔者跟多位省级、市级税务人士交流得知，目前并没有全国性查税部署。一些地方根据当地税收大数据风险提示等对个别企业查税，是日常工作，也是税务部门正常履职。毕竟税务部门主要负责税收、社会保险费和有关非税收入的征收管理，发现偷逃税、少缴税行为，理应依法制止，否则就是渎职。
嘉兰惠采访过许多参加了这场战争的美国人和中国人。令她印象深刻的是，大家称呼彼此为兄弟，视彼此为为了共同目标而奋斗的家人。“我们应该捍卫这种为实现共同目标而奋斗的精神，实现维护和平这一共同目标。”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自9月1日起施行。其中规定，无论双方协商还是劳动者单方承诺，任何“不缴社保”的约定都是无效的。
于是，当中华文化的光华在华文学校的朗朗书声里照亮她，当爱国主义的思想在陈嘉庚先生创办的集美学校里浸润她，当追求进步的薪火在上海爱国女中的氛围里淬炼她，当共产主义的理想在北平民国大学的熔炉里点燃她——这一切，让那早已深植于心的民族意识破土而出拔节生长。
魔都和帝都两个城市的知识精英气质不一样。上海的知识精英比较生活化，也爱上海。北京的精英，和这个城市没有什么关系。我这样讲不是贬低北京，北京更大气，我喜欢北京人，不喜欢北京。我喜欢上海，不喜欢上海人。
许纪霖：解构一切。当时面临着的困惑就是知识分子何为的问题。我这本书里前几篇一直保留着，回答什么是知识分子，可以看到当年回应的是这些问题。当然不仅是我个人，整个知识分子阶层从90年代到2000年代初都在重新思考，重新寻找自己的位置，这才有当时重建人文精神这些东西。现在回想起来，知识分子是想重新给自己找到一个存在的合法性，原来的合法性没有了。这一部分不是我重点要述说的。但是今天当重新再问知识分子何为，时代变了。为什么变？简单地讲这个环境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