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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城市发展规律来看，城镇化率30%—70%一般被认为是城镇化快速发展区间。进入城镇化快速发展中后期，一些显著特点会集中显现。比如，城镇化速度将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城市发展将转向规模扩张和质量提升并重阶段；城市公共服务水平、城市管理能力等不能适应城市快速发展的需求，各种“城市病”有可能集中爆发；等等。总的来看，城市发展方式不合理带来的问题将显现，城市边际效用逐渐递减、资源环境成本和社会成本将不断递增。发达国家大都通过推动城市更新、促进存量调整等来应对这些问题。经过持续发展，我国用几十年时间完成了西方发达国家上百年的城市化历程，城镇化已经步入快速发展的中后期，2024年末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7%、9.4亿人工作和生活在城镇。同时，我国在高速城镇化过程中形成的粗放外延式发展方式带来了诸多问题。比如，城市开发强度过高，人地失衡、空气污染、交通堵塞等“大城市病”凸显，城市发展可持续性受到影响。有效解决这些问题，迫切需要纠正盲目扩张“摊大饼”等错误倾向，在认识、尊重并顺应城市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深刻把握城市内涵式发展的战略取向。要统筹规划、建设、管理三大环节，通过提升存量空间效益、优化资源利用效率、合理划定城镇开发边界、盘活闲置低效用地等措施，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深入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推进宜居城市建设。城市是人民的城市。要统筹优化教育、医疗、养老、文化、交通等公共服务资源，切实提升基本公共服务的覆盖面与可及性。坚持人口、产业、城镇、交通一体规划，优化城市空间结构，促进职住平衡与产城融合。有序推进城市更新行动，聚焦老旧小区、棚户区等重点区域，统筹推进基础设施提升、公共空间改造与历史风貌保护。坚持“房住不炒”定位，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推动城市从“住有所居”向“住有优居”转变，让城市真正成为广大市民安居乐业、幸福生活的美好家园。

　　这个暑期，山东青岛新开张的海洋研学主题邮局游客络绎不绝。进入邮局，在螺旋楼梯两侧墙面上，随高度变化展示着不同深度的海底生物，深海区的发光乌贼、中浅海区的贝类。

　　抗战爆发后，港澳同胞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以家国兴亡为己任，积极投身抗日洪流。1938年，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设立，香港迅速成为联系海外华侨、转运物资的重要枢纽。无数爱国商人冒着风险，将药品、粮食、军需品源源不断运往前线；码头工人日夜搬运、运输，用血汗支持抗战。香港文化界人士更是挺身而出，以笔为枪，办报刊、写文章、创作话剧和抗战歌曲，唤起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关注与支持。1942年，东江纵队抽调精锐成立港九独立大队。港九独立大队得到香港同胞的广泛支持，他们积极援助游击队，许多人还加入部队，投身到抗日救国保卫家乡的战争中，营救被困在港的文化界精英、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和国际友人，将其转移往大后方安全地区。澳门商界成立赈济会，筹集粮食和药品送往内地；无数澳门居民倾力救助难民，保护抗日志士。许多普通家庭，在自身生活艰难的情况下，仍然收留流离失所的同胞。更不能忘记的是，那一代港澳青年中有不少人义无反顾奔赴前线，参加八路军、新四军，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的抉择，书写了港澳同胞与祖国休戚与共的壮丽篇章，构成了港澳与祖国血脉相连的动人写照。

　　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创新城市建设。创新是决胜未来的“关键变量”“最大增量”。作为经济发展的中心，城市是科技创新、产业发展的主阵地。要紧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的机遇，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健全全链条产业创新体系，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耦合。完善创新政策、加强要素保障，建设高水平创新平台和开放式孵化网络。打造公平透明、优质高效的营商环境，充分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持续增强城市创新发展的内生动力与辐射带动能力，充分发挥城市在国内国际双循环中的枢纽作用。

　　2024年，南京、镇江、扬州分别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8500.81亿元、5540.01亿元和7809.64亿元，合计约占全省的23%。

　　“此次峰会的成功举办，将进一步增强上合组织的影响力与感召力，吸引更多国家参与到上合组织框架下的双多边合作中来。”伊尔凡·阿什拉夫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