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驾校工作人员介绍,因为学生只有暑假、寒假才有大段的完整时间去学车,所以暑假期间驾校学员基本上是由学生组成。很多社会人士也知道这种情况,所以专门会让大学生先学先考,他们自己自觉往后延。
作者称,航空公司监控定价的做法与Uber的策略如出一辙:Uber既会根据司机的行为调整劳动报酬,也会根据乘客的支付意愿调整车费,从而把钱从司机和乘客手里转移到股东手里。今年6月,《卫报》报道了哥伦比亚商学院的一项研究,指出Uber的“动态定价”系统导致司机收入下降,而公司利润却大幅上升。该研究发现,Uber的“算法定价歧视”提高了乘客费用,并系统性地降低了司机收入。
长芦盐商的历史,从来就不是单线条的“受压迫史”。相反,正如关文斌所指出,清政府与盐商之间既有掠夺性的剥削关系,也存在庇护性与合作性的互利关系。这一演变大致经历三个阶段:清承明制的原始积累“掠夺期”。新朝伊始,清廷保留了大部分明朝的盐务经营管理制度,即“包税制”:商人预缴盐税行盐后,获得世袭购买、运输和销售食盐的专营权。此外,初创的清廷更以附加税、纳贡、摊派等形式进行额外税收,缓解迫切的财政需要。商人处于被动应对状态(49、54-56页)。盛清的休养生息期。三藩之乱平定后,康雍乾盛世开始。此时,国家与长芦盐商的关系进入蓬勃发展期。廷清为了维系财政稳定,开始提供“发商生息”、税收减免等“恩典性”财政安排以及户部盐课奏销程序修订等制度性改善,为长芦盐商的发展带来一些机会。此时,商人以“捐输报销”等方式予以回报,甚或是通过行贿来影响国家政策,尽管这些活动多数事半功倍(57-62页)。晚清再次进入掠夺期:道光以后,清廷面对财政危机和外患压力,恢复甚至加剧了对盐商的经济压榨。首先,1810年代铜钱与银两兑换问题使得盐商难以为继。而为了支付河工海防等工程,国家亦不断增加盐价,所收钱文悉数随盐课上缴国库。而太平军和捻军等活动,更对盐斤运销带来毁灭性打击。为应对这些变化,长芦盐商通过走私、行贿等方法在夹缝中求生存(67-71页)。
通过比较可以发现,长芦盐商的路径最“辉煌”也最脆弱。他们主动承担了公共服务(修城墙、建善堂、办书院、搞团练),在城市空间里几乎扮演了“准市政厅”的角色;然而,一旦国家财政告急,最先被牺牲的恰恰是这些与国家共生的垄断商人。相反,自贡盐商与四堡书商虽无耀眼的社会资本,却因远离国家政治与经济的漩涡而更具市场适应性和制度抗压能力。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吃苦瓜能降血糖”。目前,关于“苦瓜降血糖”的相关研究,基本都来自对苦瓜提取物比如苦瓜碱、苦瓜苷、多肽、多糖等的研究,并且多为动物性实验。也有少数人体实验,但样本数较少,实验用到的有苦瓜干粉胶囊、苦瓜提取物饮料、苦瓜汁,研究结果不一致,质量不高,吃这些东西也不能同于直接吃苦瓜。
这个夏天,江苏常州的饿了么骑手李园园,带着女儿一起去看了“苏超”;福建厦门的骑手谢志宏,从业8年凭借脑海中的“活地图”和月均4000多单的业绩,成为全国“跑单王”;山西平陆骑手王佳皓,高考后送外卖勤工俭学,收到了北大录取通知书,也收到了平台2万元助学金。
“历史上的文明一层又一层,每个文明都实实在在地建立在之前的文明上面。我们挖穿一层又一层的泥土时,不仅在发掘过去的物品,也是在发现我们与过去的密切联系。”探究求索文明起源,追问并回答“何以中国”,不仅是为了揭示中华文明发展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也是在实证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