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霖：你前面提到五四，我前面提到了吴宓和梅光迪，他们是学衡派知识分子，他们是“哈佛帮”，在哈佛留学，坚守中国古典精神，他们也非常敬佩陈寅恪。陈寅恪是学衡派的精神领袖，他继续用半文半白的语言坚守学术阵地，坚守学术共和国，这很好。但是吴宓和梅光迪“既要又要”，既想成为陈寅恪这样的学术大师，又觉得自己留过学，还是哈佛的，而胡适是哥大的，凭什么对西方文化又不懂，回到中国风头这么劲？心里就嫉妒，于是赶紧回中国和胡适“决战”。“决战”的战场在哪里？不在校园，而在公共媒体。
在店内寄存宠物骨灰盒的区域，王英豪还从宠物主人摆放的物品上看到了更有趣的一面。起初，不大的格子间内，宠物主人只会摆放宠物骨灰盒和照片。后来，王英豪发现，从某一天开始，骨灰盒前多了一个罐头，又过了一阵儿，玩偶摆上了，日记摆上了，格子间装下越来越多的物品，色彩也从单一的米黄、白色变成五颜六色。有客户向王英豪形容，这个区域成了“安静的动物园”。
李林曾面对满目疮痍的民族痛苦追问：“中国人为什么不会团结？”十多年后，她以“战地干妈”的身份给出了最有力的回答：“到群众中去，苦恼就消失了！”
展览集中展示了我国纳米业矩阵，覆盖千亿级产值规模。记者看到，纳米科技已广泛应用于脑机接口技术、芯片光刻技术、极低温显微镜等关键领域。
真正知识危机的问题其实是更加深化的。在这种断裂当中，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连接？甚至可以说它是某种中间物。鲁迅曾经用过中间物这个概念，包括人也是一个中间物，恰恰这个中间物的“中”，很多时候其实是有一个接口，包括中道、中庸、中间道路、第三只眼睛。这个时候知识分子应该起到一个连接的管道作用，或者提供一种视野、一种角度，而不是煽动情绪、贩卖焦虑或者“撒娇”，这需要非常严肃的对知识的责任感。关于知识分子的命运和道路，并非零散的、从天而降的，或者像恐龙一样突然就没有了，而是有一条有迹可循的脉络。现在，我们更是到了“却顾所来径”的时候。
在第十届中国国际纳米科学技术会议现场，同步举办的纳米科技产业展览，集中呈现了我国纳米技术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的一批亮点成果。
第一，一度被边缘化。过去大家一样穷，现在“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这是90年代市场经济发展起来之后，嘲笑北京中国社科院的段子，比今天的脱口秀还精彩。当时知识分子穷，社科院学者被嘲笑是：远看像逃难的，近看像要饭的，仔细一问是社科院的。
从这一点上我们能看到，最失败的就是“既要又要”，你守住学术阵地本身就是很好的选择。可一旦要成为知识分子——这里要明确，知识分子和专家学者的区别在于，知识分子是面向公众、要进入公共空间的——那就要和时代和解，用公众所愿意接受的语言和方式来重塑你自己的知识启蒙。不要觉得大众永远是愚昧的，自己是先知先觉的，别人是后知后觉甚至不知不觉，抱着这种心态，结果一定会像吴宓和梅光迪一样失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