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没进寨门，就感受到了浓浓的文化味。”在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肇兴侗寨门前，正在观看表演的辽宁游客古秋悦连连称赞。
对于国际社会加大对美以的施压，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主任孙德刚向澎湃新闻指出，英法加等国承认巴勒斯坦国，可能会带来实质性的法律影响。“一旦欧洲的主要国家承认了巴勒斯坦国，那么以色列在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的行动，就会被认定为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的行动，进而受到更多的国际组织和国际法的掣肘。”
中央要求谋划新一轮财税改革，税制改革是重头戏，未来增值税、消费税、个税等主要税种还将有进一步改革举措。笔者呼吁，在税收征管不断强化的同时，为促进企业、个人实际税负维持在合理水平，未来税制改革应当统筹考虑降低名义税率。
北京市律师协会交通管理与运输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黄海波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携宠出行’的边界正在被拓宽，这体现了我国对多元化社会需求的尊重。这一转变是社会进步的体现，也是公共交通体系从简单的功能性出行保障向社会情感关怀变更的生动注脚。”
邱洁告诉澎湃新闻，她装空调的时候，市里只有一个品牌的空调门店可以安排师傅到北极村上门安装，很多品牌空调的物流也到不了漠河。她从下单到收货，也花了很长时间。最初买完之后，才知道物流到不了北极村。于是她又退货，重新下单其他品牌的空调。另外，邱洁说，空调的安装成本较高，安装费“一台空调大概需要三四百元”。
优质供给是激发人们出游热情的关键。各地区各部门紧跟文旅消费需求新趋势，持续提升传统业态，培育新业态、新场景，推动旅游与文化、体育、商业、农业等加速融合，推出品质化、多样化、个性化产品。
王阳明的“良知”概念有一个得于人而成于己的过程。得于人者，主要得于孟子。王阳明早年的良知概念是：“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这个定义旨在强调良知是人天赋的道德意识。但王阳明在这一定义的基础上，结合自己半生的军事、政治实践，将精神活动的所有内容，都集成、融释于良知中，使良知获得了比原来更多的内容。王阳明晚年曾说：“良知即是《易》，‘其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惟变所适。’此知如何捉摸得？见得透时便是圣人。”王阳明用形容《周易》的话来形容良知，说明良知是灵动的，内容丰富的，处理事务时是不拘一格、随时变化的。圣人才能见得的，一定具有广大深厚的内容。细加分析，王阳明的良知概念除了天赋的道德意识之外，还有理智、意志、情感、直觉诸内容。致良知的由内而外、由外而内的往复运动，使得理智更加明敏，意志更加坚定，情感更加真纯，直觉更加准确而迅捷。致良知的过程，就是精神本体的整合过程，就是精神的各方面意蕴互相依持、互相激发、互相辅助构成一个整体，进而处理遇到的具体事务的过程。对每一事务的处理，都是良知的激活、调动，都是整个精神本体的参与、调适。
将“人文”与“经济”同步纳入人文经济学研究领域，考察人文经济形态呈现的共生共荣“双强”态势，形成“共同繁荣”的人文经济形态，这成为人文经济学研究的必备条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很发达的地方，经济照样走在前面。”在一个城市或地区，如果文化软实力与经济硬实力能够有效呈现“双强”奇迹、共同繁荣格局，就会形成人文与经济共生共荣的人文经济形态。我们能看到，个别传统文化积淀比较深厚的城市，既没有发展好经济，也没有保护好文化，没有形成“人文经济”良好发展态势；也有一些城市和地方虽然经济发达，但是缺乏人文精神，也会出现发展陷阱丛生、经济基质不稳等问题。显然，“人文”与“经济”两者都弱或一强一弱，都不是人文经济形态。“人文”与“经济”双强之间具有深层的相互依赖性、关联性和支撑性。人文经济学将“人文”与“经济”双强现象自觉纳入研究对象，与此相应，在唯物史观视域下揭示人文经济形态内在规律性效应就表现为“双强效应规律”。这一规律性效应表现为：当“人文”与“经济”双方共同发展效果超越了单一、单线发展程度时，人文经济将持续发展、扩大发展、加深发展；反之，如果任意一方的偏颇造成双方的发展程度低于单一、单线发展程度和水平之时，那么，这一人文经济形态就可能会被排斥。双强效应反映和表达了中国式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重要特征，其内蕴的唯物史观核心思想在于强调两者并重，相互促进，缺一不可。只有当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实现双强时，才能实现真正的高质量发展，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反之，任何一方的缺失或薄弱，都将导致社会整体发展的失衡和停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