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人士指出,历史问题之所以长期难以解决,根本原因是日本右翼保守势力一直美化侵略战争,不愿承认战争罪责。当前日本政界进一步右倾,未来日韩更难就历史问题达成真正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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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失海外敦煌文物的数量至今在世界范围内尚无精确统计。首先,就藏经洞出土文献而言,法国、英国、俄罗斯收藏较为集中,日本、美国、韩国则较为分散。特别是日本,分别收藏在龙谷大学图书馆、京都国立博物馆、书道博物馆等18家博物馆或图书馆中,且收藏过程也颇为复杂曲折。如“杏雨书屋”所藏敦煌文献,是清朝官员李盛铎旧藏。1936年李盛铎之子李滂将其父所藏敦煌文献卖给日本人羽田亨,此后这些文物便一直下落不明。直到2009至2013年,日本武田科学振兴财团杏雨书屋出版了《敦煌秘笈》,这批敦煌文献的收藏真相才大白于天下。原来,羽田亨收藏敦煌文献的资金来自大阪制药商武田长兵卫的资助。1945年夏受第二次世界大战影响,这批藏品被疏散到大阪武田制药工厂保存,随后又转到兵库县乡间仓库,即武田的“杏雨书屋”。1977年,武田长兵卫把原“杏雨书屋”的收藏,全部交给武田科学振兴财团管理。之后,在各国学者的奔走之下,“杏雨书屋”所藏敦煌文献最终公布,敦煌藏经洞出土文献流落他乡的宝藏终于面世。《文物》以此为例,不仅介绍了敦煌文献流失海外后收藏的复杂性,而且还介绍了《敦煌秘笈》的重要学术价值,使读者得以了解统计流失海外敦煌文物的难度。其次,各收藏国对敦煌文献的整理编目标准不一。有的国家按号编目,且在同一个大号下面又设若干小号;有的国家则按件编目。此外,敦煌文献除汉文文献外,还有其他民族语言的文献,对这类文献的编目也不尽相同,这也影响了统计的准确性。最后,流失海外的敦煌文物,并非仅有藏经洞文物,还有从敦煌其他地方所得文物。过去一些研究对此重视程度有所欠缺。缘此,《文物》特别对流失海外的其他文物(如绢画、纸画、版画、纺织品等)作了详细介绍,从而对传统敦煌学研究中偏重追寻藏经洞文物的局限有所突破。
专家提醒,医疗机构向未成年人提供医美服务,需进行充分、详尽的风险告知。据北京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常莎介绍,医美机构与未成年人签订医美协议需以监护人同意为前提。除非未成年人年满16岁且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否则其签订的医美协议效力待定。
此前,上海迪士尼曾于2024年11月24日启用六级票价结构,票价依次为475元、539元、599元、659元、719元和799元人民币。
1900年莫高窟藏经洞被意外发现时,正值西方列强侵略瓜分中国之时,数万件敦煌文物被盗运至海外。对其原因,《文物》进行了深入思考。作者全面分析了西方的掠夺以及当时中国社会动荡、官僚腐败、文物保护意识缺失等多重因素,充分展现历史的复杂性。同时,还从文明互鉴的视角,深入探讨敦煌文献对世界文化发展的巨大贡献,并期待更多学者共同努力,推动敦煌学研究在文化遗产保护与共享方面取得进展、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
二是严格认定“明知”。根据法律规定,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构成以“明知是犯罪所得”为前提。《解释》针对实践中对这一主观要件把握不准、存在拔高认定的情况,修改完善明知的审查判断规则,强调严格依法认定明知、慎用推定。司法机关在审查涉银行卡的帮助行为是否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时,要严格按照证据裁判原则认定行为人“明知是犯罪所得”,防止不当扩大刑事打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