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州大学香港学生李承熹通过“逐浪计划”，在海南白沙农场集团有限公司完成了为期一个月的实习。这是李承熹第一次深入了解到“一口茶”背后的制茶流程，“整个复杂工序令人印象深刻”。种下一棵茶树，也让李承熹觉得自己与白沙多了一层连结，“这棵茶树让我觉得自己在这边留下了自己来过的痕迹，很有成就感”。李承熹说，自己种下了“常回来看看”的念想。(完)
此外，来自中国的手持小风扇也融入欧洲民众的日常生活。在意大利首都罗马，出租车司机弗朗切斯科在车内放了一台手持小风扇。“它可以折叠，体积小巧，适合放在车里。”他说，电扇虽小，但风力强劲，可以提高车内空气循环和增强车载空调效果。
法院经审理认为，王某违反国家有关规定，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已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其还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伙同他人虚构事实，诈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应与其所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数罪并罚。最终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六年，罚金人民币六万五千元。
卢雅琴在雁峰区民政局工作三年多，此前在街道和区计生局工作。李湘蓉和王润生则属于“老民政”。李湘蓉1989年参加工作，2006年3月任雁峰区民政局党组成员、纪检组长，2009年1月任雁峰区民政局二级主任科员。王润生1986年参加工作，2009年7月任民间组织管理局（后改名为民间组织服务中心）局长，后一直负责这块工作。
总之，自动化确实能带来好处，但监控定价这种模式没有任何社会价值。它唯一的作用，是在乘客和消费者毫无防备的情况下，把更多财富转移给企业股东。
《亦官亦商》是一本以个案研究为方法、扎根于丰富文献与实地材料之上的重要著作。作者将清代长芦盐商与国家之间的互动关系，放入国家建设（state-making）与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发展的大框架中，展现出一种远比“恩庇侍从”（clientism）更为复杂的官商互动模型。在常用的明清史叙事里，“重农抑商”几乎成了标签。然而，关文斌以天津长芦盐商为镜，让我们看到了一幅远比标签复杂的历史图景：商人并非被动地“被抑制”，而是在一个缺乏成文商法、税制随意、货币混乱的清帝国框架内，与国家既合作又博弈，最终既成就了城市的公共生活，也暴露了自己无法摆脱的结构性困境。本文在评介此书之余，将盐商案例置于更广阔的清代商人群体中，比较他们面对同一套帝国体制时为何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以此回应学界关于“传统中国为何未出现资本主义”的老问题。
关文斌笔下的盐商不是被动承受者，而是在权力结构与制度缝隙中寻求主动性的经济主体。天津盐商在多个方面展现出其策略性：首先是文化企业家精神（Cultural Entrepreneurship）。盐商通过举办诗会、园林雅集、收藏艺术品，盐商不仅获取了文化资本，更借此打通与官僚、士大夫的社交网络。查氏家族的例子尤其典型：其园林成为学人荟萃之地，甚至赢得乾隆帝亲临赐字，最终助推家族成员进入仕途，巩固了其社会资本（第四章）。其次是以社会服务作为谈判筹码。天津盐商在防洪、修路、设粥厂、助学、组建民兵等方面大量投资，其背后既有儒家“仁义”精神的驱动，更有以此换取社会声望与官府信任的现实考量。尤其是在太平天国与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天津民兵的防御作用甚至获得国家正式授勋（第五章）。再次，政治诉求的渐进提升。进入晚清宪政改革时期，盐商不再满足于非正式的影响力，而是直接参与地方咨议局、省级代表会乃至全国性政治组织，要求与官员“平起平坐”地参与财政决策。这种政治诉求的增长也导致了与国家间矛盾的激化，最终在王贤斌案中爆发为“清廷与盐商之间的生死战”（第六、七章）。
上述三阶段国家与商人关系的演化过程表明，有清一代的经济政策与官商关系会随着财政形势、政治安全与区域稳定度变化而调整。长芦盐商之所以能富甲一方，正因他们拿到了国家特许的“盐引”垄断权。也正因为此，当国家财政危机时，盐商就成了最趁手的“提款机”。盐商试图以城市公共服务、文化赞助甚至新式工商投资来换取更大的政治发言权，却始终摆脱不了“国家附庸”的底色。清末“王贤宾案”——国家为偿还外债而强行接管盐商垄断、宣告其破产——以最戏剧化的方式宣告了这种不对等关系的终点（255-278页）。
